日向儿汤郡西部的米良山一带由菊池家庶子家的米良家领有，家祖为菊池为邦的次男菊池武照（米良武照）。
    因菊池一族是九州境內最为坚定支持南朝一方的武家，为了避免在明德和约后遭到北朝方的清算，以及庶子家宇土家兴兵作乱，使得不少菊池一族之人陆陆续续的逃往米良山中。
    此后，在米良山一带定居的菊池一族之人也都先后將自己的苗字改为了米良，並在之后接纳了以良成亲王为首的征西宫一族。
    加上米良山周边山势险峻，易守难攻，使得定居於此的菊池一族、征西宫一族先后修筑了米良城（村所城、米良御所）、小川城、平野城、银镜城、须木城（松尾城、鹤丸城）、猪之鹿仓城、山阴城、籾木城、纸屋城、穗北花园城等诸多城池兵砦。
    原本，米良家因总领家菊池家臣从大友家的缘故，也臣从了大友家。
    可隨著菊池义武（菊池重治，大友义鉴之弟）在与大友义鉴、大友宗麟父子对立，並爭夺肥后一国霸权的过程中失败，招致大友家杀害后，菊池总领家家名断绝。
    米良家在总领家菊池家家名断绝后，就不再臣从大友家，选择与相良家、日向伊东家交好，以两属国人领主的状態保持著自治。
    面对来自大友家、日向伊东家交出南朝征西宫一族后裔的要求，才继承米良总领家家名不久的米良重治就算再厌恶大友家，也不敢在米良总领家家督相续之际拒绝此事。
    虽说大友家曾经於延文元年（正平四年，1356年）的南北朝时期一度倒向南朝一方，但时任大友家家督的大友氏泰並没有获得家中之人的尽数支持。其弟大友氏时却选择了继续忠於北朝一方，並坚守在高崎城（高崎山城），等待北朝方的救援。
    这就导致了大友家发生分裂，之后更是遭到了足利將军家的清算。
    虽然大友氏泰在没有子嗣的情况下，也愿意將家督、一门总领等职尽数让给弟弟大友氏时，可好景不长，大友氏时的长男和次男又因家督相续而大打出手。
    大友氏时的长男大友氏继选择倒向南朝一方，大友氏时的次男大友亲世则是选择继续忠於北朝。
    等到大友家第十四代家督大友亲隆在位时期，作为亲世流出身的大友亲隆將女儿嫁给了氏继流出身的大友亲繁，並指定大友亲繁为自己的继承人后，大友家两系由此一统。
    米良重治深知大友家方面是不可能真心实意的拥立南朝征西宫一脉出身的南朝皇嗣为帝的，若是大友家真有此意，南朝征西宫一族也就不会沦落到藏匿於米良山之中隱姓埋名、苟延残喘了。
    不过，米良重治自知无力同时与大友家、日向伊东家展开对抗，便从南朝征西宫一族之中挑了一个三岁的孩童，为其取名丰成，送往大友家的本据府內城。
    大友宗麟为了表现出诚意，还专门带著角隈石宗、志贺亲守、吉弘鉴理（丰后三老之一）、臼杵鉴速、吉冈长增（丰后三老之一）、田原绍忍、田北镇周（加判眾）等家中重臣们於府內城五里之外迎接。
    而后，大友宗麟就效仿山名宗全於应仁之乱中与西军参阵诸郡拥立南朝小仓宫一脉之人为『西阵南帝』之事，也在缺少三神器的情况下，拥立这位征西宫丰成为帝，並改元神护。同时，他还派遣使者经海路分別前往阿波、安艺、伊予、肥前、对马、备前、备中等国，邀请三好家、毛利家、河野家、平户松浦家、相神浦松浦家、宗家、备前守护代浦上家、三村家等与上杉家为敌的大名、国人领主们派遣使者前来共商『国事』。
    不仅如此，大友宗麟还致信执三好家牛耳的筱原长房，表示自己有意让新帝授予准三宫宣下、征夷大將军宣下、源氏长者宣下给堺公方出身的足利义维。
    可以说，除了备前守护代浦上家外，其余受到大友家邀请的大名、国人领主们皆派遣了使者携带礼品前去府內城恭贺。
    之所以备前守护代浦上家没有任何的反应，是因为浦上宗景一方面不认为大友家所拥立的征西宫丰成是有著纯正血统的南朝皇嗣；另一方面，他更不认为大友家有整合西国所有大名、国人领主与上杉家进行抗衡的能。
    先前，浦上宗景已经支持过一次三好家、六角家所拥立的偽帝伏见宫贞敦。
    在浦上宗景看来，连北朝皇室庶流出身的伏见宫一族都无法获得东国、近畿武家的认同，那么偏居九州一隅的征西宫一族又有什么能力来获得东国、近畿武家的认同？
    再加上，上杉家静謐了播磨一国全境后，已经与备前守护代浦上家治下领国接壤。若是备前守护代浦上家表態支持大友家所拥立的新帝，那么必然会遭到上杉家的攻击。
    毕竟，三好家、河野家位於四国，与上杉家尚有一海之隔，且拥有旗下水军眾的拱卫。反观备前守护代浦上家，既没有强力水军眾，在陆上还与上杉家接壤，三好家、河野家等友军又不能迅速发兵前来驰援。
    故而，浦上宗景经过再三权衡后，就选择装聋作哑，不予回復。
    而另一方面，上杉清定在率上杉军本队班师返回东国的途中，还不忘频繁过问越后蒲原郡三条牧的绵羊之事。
    作为从后世穿越而来的清定深知若想推动工业的大力发展，自然是离不开货幣、棉布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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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另一个次元的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一方面，消费者手中的货幣激发了市场需求，推动了生產的扩张;另一方面，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用於扩大投资和技术革新。这种双向的需求与供给关係，深刻地塑造了工业革命的进程。
    棉布工业不仅是工业革命的开端，更是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力量。
    在1100年至14世纪早期，英格兰凭藉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出產了享誉欧洲的优质羊毛，特別是林肯郡的长羊毛、约克郡羊毛、科茨沃尔德羊毛以及威尔斯边区羊毛，其纤维长度、韧性和均匀度均为上乘。
    在整个13世纪和14世纪初，羊毛出口占据英格兰商品出口总值的80%至90%。1304年至1309年间年均羊毛出口量超过3万袋（每袋重约364磅）。这些羊毛主要供应给佛兰德斯等低地国家的纺织工业中心。
    13世纪后期，英国开始有意识地转变经济策略，1275年爱德华一世国王设立的系统性关税（“古税”），对出口羊毛徵收重税（每袋约6先令8便士，后期不断增加），而对出口呢绒仅徵收象徵性关税（每匹约半便士至数便士），旨在抑制原料出口，鼓励国內毛纺业的升级。
    百年战爭（1337年开始）的爆发严重干扰了传统的对低地国家羊毛贸易路线，迫使英格兰加速其產业能力建设。1347年，英王爱德华三世颁布皇家特许状，邀请来自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今比利时核心地区）精通精纺、宽幅织造、漂洗及染色技术的纺织工匠移民英格兰。这些工匠获得了人身安全、財產权保障、部分税赋和兵役免除等重要特权。这项政策的成效极为显著，仅在1347年至1351年间就有数千名弗莱芒工匠家庭抵达英格兰，他们带来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生產技术，包括精纺、宽幅织造以及关键的水力漂洗技术（利用水车驱动捶打布匹以增加密实度）。
    与此同时，1348年至1350年间横扫欧洲的“黑死病”在英格兰造成了毁灭性的人口灾难。英格兰人口在1348年至1377年间锐减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从疫情前的约450万至600万降至约250万至300万。这场浩劫导致了严重的农业劳动力短缺，促使大量地主將耕地，特別是边缘劣地，改为牧羊的草地。牧羊业对劳动力需求相对较低，在人口锐减的同时，这种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反而大幅提升了英格兰的羊毛產量。
    得益於技术引进、原料供应激增和政策支持，英国毛纺业在15至16世纪发展成为规模空前、结构复杂、渗透社会各个阶层的国家支柱產业。生產组织形式呈现出多元共存的局面。
    分布最广、吸纳就业最多的是乡村地区的“包买制”（又称“外放制”）。城镇布商公会的商人资本家绕过行会限制，在约克郡西区、东盎格利亚（如诺福克郡和萨福克郡）、格洛斯特郡、威尔特郡等水源充足（便於建立漂洗机水车工坊）的乡村地区广泛布点。布商提供原料（羊毛)甚至工具和预付款，由分散在农舍的农民（尤其是妇女儿童）纺纱，再將纱线交给乡村专业织工织成粗布，收集后运往水车漂洗厂加工，最后经过整修、裁剪、染色等环节。这种模式利用了农閒劳力，降低了成本。
    与此同时，在城镇中，歷史悠久的毛纺中心和弗莱芒工匠定居点如诺福克郡的沃辛镇（其出產的精纺细绒“worsted“成为专有名词）、约克的贝弗利和韦克菲尔德，行会（如伦敦织工行会、呢绒商公会）依然控制著高端呢绒（如宽幅精纺呢绒broadcloth）的生產。行会通过严格的章程管控產品质量、学徒年限、师傅僱佣规模及价格。
    產品类別和地域分工也日益明显，伦敦、埃克塞特和南安普顿是精纺宽幅呢绒的主要出口港，面向欧洲大陆高端市场；约克郡西区（如里兹、哈利法克斯、哈德斯菲尔德）发展出以“克西呢”（kersey）和“厚呢”（dozen)为代表的粗纺大眾化產品；东盎格利亚（如诺维奇）则专精细支精纺呢绒。
    14世纪初（1304-1309年）年均出口仅约4000至5000匹，到14世纪中期已飆升至年均10000至15000匹，15世纪中叶（1440年代）突破5万匹大关，至16世纪中叶，年均出口量已高达12.5万匹甚至13万匹以上。一个標誌性的转折在於出口商品价值的构成，16世纪时，呢绒出口已完全逆转了与羊毛出口的比例，占据了英国商品出口总值的70%至90%，1509年一份汉萨商人的报告记录了当年出口84789匹宽幅呢绒。
    庞大的毛纺產业链（从牧羊、剪毛、运输到纺、织、漂、染、整、销各环节)创造了全国性的、规模空前的就业机会。到16世纪，超过半数的英格兰农村家庭，尤其是在毛纺主產区，至少有一名成员参与其中。毛纺业深刻地塑造了乡村景观（牧场、漂洗厂、织工屋）、促进了货幣经济、支撑了眾多市镇的繁荣（如16世纪的诺维奇是伦敦以外的第二或第三大城市）。它通过布商公会积累的巨额商业利润为国家和个人积累了庞大的原始资本，也为王室提供了稳定丰厚的关税收入。
    为了能够让上杉家的財政收入获得大量增加，清定便打算在发展军工体系的同时，安排合適的人选，通过擅长毛纺的扎比教教徒，来迅速发展上杉家的毛纺產业。
    然而，毛纺產业作为单一支柱產业的结构性问题和外部环境变化，会使其面临严峻挑战，增长势头受到制约。
    首先，城镇行会制度日益僵化。行会为了维持成员利益和產品质量所设立的严格规定，如高额学徒费、漫长的学徒期（通常7年）、高昂的入会金、对生產规模（如限制师傅僱佣织机或僱工数量）、技术创新（抵制新机器）和价格工资的管制，严重抑制了產能扩大、成本降低和技术革新的动力，行会与新兴“资本企业家“之间的摩擦与诉讼不断消耗著產业活力。
    其次，国內外的市场需求发生了显著变化。
    英国人口从1700年的约505万增长到1750年的约577万，伦敦人口在1750年更达到约70万，城市化进程加快。
    当然，日益增长的人口不仅要求更多的布料，也要求更多样化、更轻便舒適、更符合时尚的纺织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