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仗，我们打了一段落；
    地，我们也收回了一些。
    但是，革命的最终考场，不在战场上，而在工厂的车间里，在农民的田埔上，在每一个普通工人和农民家庭的饭桌上。
    刚刚讲完了国外驻军的问题，今天剩下的时间，我们不谈別的，就关起门来，好好算一算我们共和国的经济帐，成绩要讲够，问题更要讲透。
    谁先来？”
    经济人民委员鲁道夫·希法亭推了推眼镜，首先开口道：
    “主席同志，各位委员。
    我先匯报总体情况。
    得益於相对稳定的內部环境和有效的组织动员，加上与英国……嗯，某些渠道获得的原料，我国经济確实在从战爭的废墟中爬出来。
    根据统计，主要工业区的开工率，已经从年初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恢復到目前的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尤其是鲁尔的煤炭和萨尔的钢铁產业，恢復速度超出预期。”
    鲁道夫·希法亭的话锋一转，指出了尖锐的问题：
    “但是，我们面临的是结构性困境。
    首先，农业与工业的剪刀差问题凸显。
    春耕时我们推广的『人民牌』拖拉机见到了成效，粮食產量预计比去年有显著提升，这稳住了农村的基本盘。
    然而，工业品，尤其是农民急需的化肥、布匹、盐、煤油等，產能依然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农村的需求。
    这导致农民不愿意按官方价格出售余粮，黑市粮食价格高企，城市工人的实际购买力受到严重侵蚀。”
    鲁道夫·希法亭展示了一张图表：
    “其次，原料瓶颈卡住了我们的脖子。
    我们与英国的秘密贸易量有限，且不稳定，像橡胶、有色金属、优质棉花等依然极度匱乏，限制了许多行业的復產。
    最后，是財政和货幣问题。旧马克的信誉已经破產，我们发行的新马克和各类临时粮票、工分券並行，市场混乱，投机倒把现象严重。建立一个统一、稳定的货幣和財政体系，是当务之急。”
    接著，负责工业和交通的委员补充道：
    “主席，我补充一点。工人们的热情很高，但许多工厂机器老旧，缺乏维修，故障频发。
    更关键的是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的流失问题，一部分人跟著旧政权跑了，留下来的也面临待遇和思想上的波动。
    我们的『生產建设兵团』在基础设施修復上立了功，但专业人才，尤其是高级技术人才，是花钱也难立刻买来的。”
    內务委员恩斯特·台尔曼的代表匯报了社会层面的问题：
    “社会稳定方面，总体可控。
    但希法亭同志提到的『剪刀差』和黑市问题，正在滋生不满情绪。
    城市里出现了针对物资短缺的零星抗议，农村地区则有隱瞒粮食產量的情况。
    旧势力的残余分子和西方派遣的破坏者，正在利用这些经济困难进行煽动。
    我们的『维和』部队在立陶宛，但內部的『维稳』任务同样艰巨。”
    总政委约翰·施密特从思想层面提出了问题：
    “隨著军事压力的暂时缓解和平静期的到来，部分干部和群眾中出现了两种危险倾向。
    一种是『革命到头』的鬆懈思想，认为可以享福了，追求待遇和享受；
    另一种是急於求成的『左』倾冒进情绪，希望立刻实现完全的公有制和配给制，忽视了我们目前生產力的现实水平。
    这两种思想都在侵蚀我们的战斗力。”
    最后，罗莎·卢森堡发言，她的关注点始终在根本原则上：
    “我同意各位对经济困难的分析。但我想强调的是，在应对这些困难时，我们必须警惕解决方案本身可能带来的异化。
    是更多地依靠官僚体系进行强制征粮和配给，还是更多地依靠激发工人委员会、农民协会的主动性和创造力？
    是优先满足军工和重工业，还是更多地关注民生疾苦？
    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政治路线问题，关係到我们政权的无產阶级性质。”
    韦格纳一直静静地听著，不时在笔记本上记录著。等大家都说完了，他放下笔，深吸了一口烟，缓缓说道：
    “好啊，大家都说了实话，亮了家底。成绩有，但问题更多，更复杂。这说明我们的共和国还只是一个身体虚弱、但志向远大的少年。”
    韦格纳站起身来，走到地图前。
    “希法亭同志说的『剪刀差』，切中要害。这就像一个人的身体，农业是两条腿，工业是两只手。
    现在腿有点力气了，但手还跟不上，身体就不协调，走不稳，跑不起来。解决办法是什么？
    不是去砍腿，也不是把手剁下来，而是要想办法让手快点强壮起来。”
    韦格纳具体指示道：
    “第一，对农业。
    要明確告知农民，他们的粮食是宝贵的，共和国需要，但共和国也会尽全力为他们提供工业品。
    要列出清单，我们的工厂，哪怕是军工企业，也要想办法挤出一些產能，生產农民最需要的锄头、铁锅、布匹。
    同时，严厉打击囤积居奇的黑市商人，但要注意政策，不要把矛头对准普通农民。”
    “第二，对工业。
    原料瓶颈，一方面要继续千方百计拓宽来源，哪怕是和魔鬼做生意（韦格纳看了一眼希法亭）。坚持到德俄铁路完工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嘛。
    另一方面，要大力提倡节约代用，技术革新。要发动工人和技术人员搞发明创造，用我们有的东西替代我们没有的东西。”
    “第三，对財政。立即著手研究货幣改革方案，乱麻要用快刀。
    新政权必须有自己稳定、统一的货幣，这是经济主权的象徵。”
    “第四，对人才。
    要出台政策，尊重、优待技术和专业人才，不管是留下来的，还是愿意回来的。
    告诉他们，在新的德国，知识和技能是受到尊重的资本。”
    然后，韦格纳回应卢森堡的关切：
    “罗莎同志提醒得非常及时。
    我们克服困难的方法，必须依靠群眾，而不是单纯依靠命令。
    工厂委员会要真正发挥作用，討论如何提高效率，如何节约原料。
    农村要组织合作社，公平地分配任务和物资。我们要的是充满活力的计划经济，而不是僵死的官僚统制。”
    最后，韦格纳总结道：
    “同志们，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前一段我们靠军事胜利站稳了脚跟，下一段，我们必须靠经济建设和民生改善来证明我们道路的正確性。
    这场经济仗，比军事仗更复杂，更漫长，但也更根本。
    它考验我们的智慧，更考验我们的党性。
    我希望大家回去后，都把主要精力放到这上面来，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我们要让德国人民，不仅因为红旗而自豪，更要因为麵包和更好的生活而坚信这面红旗！”
    会议结束后，韦格纳对希法亭和施密特特意交代：
    “经济数据和思想动態，要定期核实上报。
    成绩要宣传，但不能浮夸；困难要承认，但不能失去信心。
    我们要的是清醒的乐观主义。”
    这次会议，为共和国下一步的工作重心，定下了坚实的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