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帝国的幽灵在维也纳这座城市之中徘徊，未来的不確定性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每个人的头顶。
    在这日益激化的政治对立中，越来越多的奥地利男男女女开始被捲入愈发膨胀的漩涡。
    纺织女工玛利亚拖著疲惫不堪的身体，下班后鬼使神差地走进了一间由社会民主党开设的、位於工人区地下室里的夜校。
    站在讲台上的一位年轻讲师，
    “同志们，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在粉尘里每天站十二个小时，换来连一件像样大衣都买不起的工资？
    为什么工厂主的孩子可以去滑雪，我们的孩子却要在冬天挨冻？这不是天经地义的！”
    “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属於我们自己！这不是施捨，这是我们应得的权利！工厂的机器是我们开动的，財富是我们创造的，我们理应拿回属於我们的一部分！”
    玛利亚看著周围那些和她一样面黄肌瘦的工友们思考著。
    “他们说的有道理，”
    玛利亚喃喃自语，
    “我们为什么要像牲口一样被使唤，却连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
    那一刻，对公平和尊严的本能渴望，压过了长久以来的麻木与顺从。她在心底，为那面红色的旗帜留下了一个位置。
    与此同时，在那家被砸的纺织店里，店主弗兰茨·胡贝尔 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他正小心翼翼地用报纸糊住橱窗的裂缝。
    弗兰茨·胡贝尔看著报纸上“家园卫队”与“共和保卫联盟”衝突的照片，以及基督教社会党领导人承诺“恢復法律与秩序”、“保护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演讲，內心充满了恐惧和不安全感。
    “社会化？”
    弗兰茨·胡贝尔对著空荡荡的店铺苦笑，
    “说得真好听，不就是抢走我辛辛苦苦经营了二十年的小店吗？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是我起早贪黑、一个子儿一个子儿攒下来的！”
    弗兰茨·胡贝尔想起那些穿著工装、喊著激进口號的年轻人从店门前经过时投来的目光，那目光让他感到自己的小店铺和微薄的积蓄仿佛成了某种原罪。
    “秩序，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秩序。”
    弗兰茨·胡贝尔对自己说，仿佛在寻求心理上的安慰。
    儘管他对基督教社会党那些极端分子的一些排犹言论也有所保留，但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寧愿选择一个承诺保护像他这样的小有產者的“秩序维护者”，而不是那些想要“砸烂一切”的“革命家”。
    弗兰茨·胡贝尔將一张印有塞佩尔神父头像的传单，郑重地压在了柜檯玻璃板下。
    而在维也纳一所文法中学的教师休息室里，年轻的埃里希·莫泽 则被另一种愿景所吸引。他教授歷史和文学，对哈布斯堡王朝昔日的荣光与如今的衰败感触尤深。
    他看著课堂上那些营养不良、眼神迷茫的学生，看著地图上那个被割裂、缩水得不成样子的奥地利，一种强烈的民族屈辱感和对强大归属的渴望在他心中燃烧。
    大德意志人民党的宣传海报上，那雄鹰徽章和“一个民族，一个帝国！”的標语，深深地触动了他。
    课间，他与一位和他一样年轻的同事靠在窗边，望著阴沉的天空，低声討论著：
    “埃里希，你真的认为德奥合併是出路吗？”
    埃里希·莫泽转过头，眼中闪烁著理想主义的光芒：
    “为什么不行？看看我们！一个被阉割的国家，一个没有灵魂的共和国！我们和北边的德意志同胞，说著同样的语言，有著同样的文化血脉。为什么我们要被困在这阿尔卑斯山的角落里，独自承受这一切？
    一个统一的、强大的、红色的德意志，才能让我们重新找回尊严和力量！
    这不仅仅是政治，这是歷史的必然，是民族的宿命！”
    在埃里希·莫泽的想像中，一个超越了旧帝国、由劳动人民组成的伟大德意志，能够洗刷战败的耻辱，能够带来真正的復兴。
    他对那个模糊但宏大的“大德意志”梦想，心驰神往。
    在这个经济彻底崩溃、政治严重分裂的国家里，无数迷茫的奥地利人正在绝望中摸索著自己和国家未来的出路。
    没有人能看清前方的道路，但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国家正在分裂，紧张的气氛越来越强。
    维也纳那些依旧飘著咖啡香气的咖啡馆里，穿著旧式燕尾服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忧心忡忡地交换著眼神，低声谈论著一个越来越常被提及的词汇：
    “burgerkrieg”——內战。
    这个曾经只存在於书中的词语，如今正悄然逼近维也纳，逼近每一个奥地利人的生活。
    巴黎，法国政府內部会议。
    “先生们，维也纳的混乱，对我们而言不是麻烦，而是机遇。一个团结的、尤其是倾向柏林的奥地利，是法兰西枕边的噩梦。
    但现在，奥地利给了我们一个绝佳的机会。”
    克列孟梭拿起一份关於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及其“家园卫队”的详细报告。
    “这个塞佩尔神父，还有他手下那群喊著反犹口號、梦想恢復『秩序』的暴徒，是我们最好的工具。”
    外交部长谨慎地接口：
    “总理先生，直接介入风险很大。如果被曝光我们资助奥地利的右翼民兵……”
    “那就不要被曝光！”
    克列孟梭粗暴地打断了他，
    “我们不是在指挥一支军队，我们是在『灌溉』一片充满潜力的土地。通过瑞士的银行，用那些无法追踪的帐户，把法郎像种子一样撒出去。
    把我们库存的那些『多余』的武器，通过黑市渠道，『流失』到『家园卫队』手中。我们要让他们有力量去对抗，去製造更大的混乱。”
    陆军部长接著说道：
    “我们在维也纳的人报告，『家园卫队』缺乏训练和重型装备。我们可以安排一些『退役』的军官，以个人身份担任顾问，指导他们如何进行街头格斗和小组战术。
    更重要的是，要帮助他们建立情报网络，精准打击社民党。”
    情报负责人补充道：
    “舆论上也需要引导。我们已经通过几家看似中立的瑞士和匈牙利报纸，开始將社民党和大德意志人民党描绘成『柏林代理人』，將他们的主张定义为『出卖奥地利主权』。
    同时，隱晦地讚扬基督教社会党是『传统价值的捍卫者』。我们需要在奥地利人心中种下怀疑的种子，让他们恐惧北边的德国。”
    克列孟梭满意地点点头，
    “我们的策略很清晰：资金、武器、顾问、舆论，四位一体。
    我们要让基督教社会党这只拳头足够硬，硬到能把维也纳的街头变成战场，能把奥地利的议会变成废墟。
    一个陷入內战、无暇他顾的奥地利，一个让柏林不得不分散精力去处理的『烂摊子』，才是一个符合法兰西利益的奥地利。”
    维也纳，一家僻静的古董店后室。
    法国特使 皮埃尔·瓦莱正悠閒地坐在一张路易十五风格的扶手椅上。
    坐在他对面的，是 奥托·克劳斯，基督教社会党內的实权人物，伊格纳兹·塞佩尔神父最信任的左右手之一。
    “克劳斯先生，”
    瓦莱用流利的德语开口，
    “希望您最近一切顺利。维也纳的春天，总是带著一种令人不安的躁动，不是吗？”
    克劳斯微微前倾身体，
    “瓦莱先生，我们就不要浪费时间来討论天气了。
    维也纳的躁动正在吞噬我们。社民党的红色民兵越来越猖獗，还有那些喊著要併入柏林的大德意志狂热分子……奥地利的秩序正在崩塌。”
    瓦莱轻轻掸了掸雪茄灰，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
    “秩序……是的，这是最宝贵的东西。法兰西深切理解並讚赏贵党为恢復秩序所付出的努力。我们始终认为，一个稳定、独立的奥地利，是维持中欧和平的基石。”
    “讚赏需要体现在行动上，瓦莱先生。”
    克劳斯直截了当，
    “『家园卫队』的年轻人有满腔热血，但热血无法对抗子弹。我们需要武器，需要经费，需要让我们的声音能够压过街头的那些红色口號。”
    “当然，”
    瓦莱从容不迫地从內袋取出一个朴素的信封，推到书桌中央，
    “一点小小的『印刷费』，用於支持贵党的……舆论宣传。来自一些同情奥地利事业的法国『友人』。”
    克劳斯拿起信封，看也没看就塞进西装內袋，动作乾脆利落。
    “舆论很重要，但手中的武器更重要。我们的人需要能在巷战中压制对方的装备。”
    “关於这一点，”
    瓦莱的声音压得更低了，
    “一批『农业机械』的零部件，將会通过的里雅斯特的渠道，混杂在义大利的货物中运抵。
    我相信，贵党的工程师们知道如何將这些……『零部件』，组装成有效的『除草工具』。”
    克劳斯的眼中闪过一丝锐利的光芒：
    “我们有很多亟待『清理』的杂草。但是，光有工具还不够，我们需要知道如何使用才能解决国內的棘手问题。”
    瓦莱点点头，“我们有专业人士，可以『顾问』的身份，为贵党提供必要的培训和信息。”
    “很好，”
    克劳斯露出一丝狰狞的笑意，
    “请转告巴黎的朋友们，奥地利不会忘记在困难时伸出援手的朋友。我们会让维也纳，让整个奥地利，恢復它应有的面貌和秩序。那些试图玷污它、分裂它的人，將会付出代价。”
    瓦莱举起酒杯，里面晃动著琥珀色的白兰地：
    “为了奥地利的未来，为了……秩序。愿我们的合作，能驱散这片土地上的阴霾。”
    两只酒杯在昏黄的灯光下轻轻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一场將把奥地利进一步推向血与火的交易，在这间静謐的密室里达成了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