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埃莉诺转达的请求后，韦格纳在繁忙的日程中特意安排出了一个下午。
    当韦格纳抵达疗养中心时，列寧刚刚完成上午的康復训练，正坐在轮椅上，在套间外连接著的小阳台上，望著湖面。
    “伊里奇同志，希望我没有打扰您的休息。”
    韦格纳走上前，与列寧有力地握了握手，然后自然地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了他的斜对面。
    “韦格纳同志，你能来，我很高兴。”
    “德国报纸上的报导，让我想到了很多。”
    列寧停顿了片刻，
    “奥堡的爆炸，布雷默的叛逃……你处理得很坚决，也很有章法。
    不仅仅满足於砍掉几个贪官的头，而是试图彻底扭转国家政治体制的形態。
    这些措施，让我看到了一种不同的思路。
    一种试图在『无產阶级专政』这个前提下，探索更丰富、更具韧性的內部制衡和参与形式的思路。”
    “伊里奇同志，我有时在想：
    我们夺权是为了什么？如果新的国家机器同样会压迫工人，那这面红旗的意义何在？
    所以，我们必须尝试，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同时，儘可能早地、儘可能扎实地嵌入防止权力异化的思想和措施。
    工会的否决权，监察部门的独立性，干部的考核指標，都是这种尝试。
    它们可能还不完善，可能会遇到阻力，甚至可能走弯路，但我们的方向必须明確：
    政权必须时刻回应人民的关切，权力必须受到有效制约。”
    “时刻回应……有效制约……”
    列寧重复著这两个词，
    “你说到了关键，卡尔。
    在莫斯科，我们也面临著类似的困境，甚至更复杂。
    新的经济政策带来了市场活力，也復活了资本主义的幽灵；庞大的国家建设任务催生了臃肿的官僚机构；而党的內部……”
    他停了下来，轻轻嘆了口气，列寧的语气充满了深深的忧虑，这不仅仅是路线分歧，更是对革命政权可能偏离初衷的警觉。
    “在这里，远离莫斯科的日常喧囂，我反而看得更清楚一些。
    我们成功地粉碎了旧的国家机器，但如何防止在建设新机器的过程中，重新製造出新的、同样脱离群眾的官僚特权阶层？这是比军事胜利更艰巨的挑战。”
    韦格纳深有同感：
    【写到这里我希望读者记一下我们域名????????????.??????】
    “是的，伊里奇同志。我认为，这需要从两个方面同时努力。
    第一，是持续不断的、深入到灵魂深处的思想革命。
    要让每一个党员，尤其是干部，真正明白『为人民服务』不是口號，而是政权的唯一合法性来源。
    要反对任何形式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特权思想。
    这需要加强教育，也需要像处置布雷默这样严厉的惩戒制度来和旧的思想作风划清界限。
    第二，更根本的是制度建设。
    思想教育不能代替制度约束。
    我们需要设计出这样的制度：让人民能够有效地监督他们的『公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不同的意见在维护共同纲领的前提下有表达和爭论的渠道，让决策更多的建立在深入实际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而不是个人的意志或小圈子的利益。”
    “在德国，我们思考如何让代表大会不仅仅是表决机器，而是真正匯集民智、监督政府的平台……这些都是不成熟的探索，但目標是一致的：
    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仅体现在推翻旧政权的那一刻，更要体现在建设新社会的全过程。”
    列寧听得非常专注，等韦格纳说完一段，他缓缓说道：
    “你的探索很有价值，卡尔。特別是你强调『制度建设』与『思想革命』並举。
    在苏联，我们目前可能过於依赖党的权威和行政命令，在如何建立自下而上的、制度化的监督和参与方面，思考和实践都还不足。
    官僚主义的苗头已经出现，这很危险。”
    他话锋一转，
    “但是，卡尔，我也要提醒你注意平衡。
    在严峻的国內外形势下，过度的內部爭论和制衡，是否会削弱必要的集中和行动效率？
    帝国主义包围下的社会主义建设，犹如逆水行舟，没有强有力的舵手，很可能会翻船。”
    韦格纳郑重地点头：
    “您提醒得非常对，伊里奇同志。
    这確实是一个艰难的平衡，也是我们都需要面对的实践难题。
    我们的原则是：在涉及国家生存、核心战略和紧急危机时，必须高度集中，果断行动；在日常的经济管理、社会建设和干部监督中，则要大力发展和健全民主机制。 我们正在试图用明確的法规来界定这两者的边界。”
    两人的谈话进入了更深的层次，从具体措施谈到了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解，谈到了巴黎公社原则在新时代的应用可能，也谈到了各国革命道路的特殊性。
    他们都同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但有一些基本原则必须坚守：
    政权的人民性、反对官僚特权、防止国家机器凌驾於社会之上。
    最后，列寧的神色变得更加深沉，他压低了声音，
    “卡尔，我自己的身体情况，我自己清楚。
    埃莉诺教授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但疾病……是一个客观过程。
    我必须为可能的情况做准备。在莫斯科，托洛茨基有才华，但过於自信和专断；史达林有毅力，组织能力强，但我担心他有时会过於粗暴，並且对权力的集中有很强的倾向；其他人……也各有优缺点。”
    他直视著韦格纳：
    “我担心，在我离开之后，党內的平衡会被打破，路线爭论可能演变成 破坏性的斗爭，甚至可能偏离我们革命的初衷。
    我需要你在可能的时候，以一个重要的、独立的兄弟党领袖的身份，发挥你的影响力。
    当原则性问题出现时，发出理性的、基於共同理想的声音。
    德国道路的探索如果取得成功，其本身就会成为一种强大的示范和制约力量。”
    这是一个沉重的嘱託。
    韦格纳沉默了片刻，紧紧握住列寧的左手，郑重地说：
    “伊里奇同志，我向您保证，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我本人，將永远是苏联人民和布尔什维克党最坚定的同志和朋友。
    我们將继续探索和完善我们自己的道路，这本身就是对国际共產主义事业的贡献。
    在涉及革命原则和社会主义未来的重大问题上，我们绝不会沉默。
    请您务必保重身体，为了苏联，也为了我们共同的事业。”
    夕阳的余暉將湖面染成金色，透过阳台洒在两位革命家身上。
    这场在柏林湖畔的对话，没有具体的决议，却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思想交匯和战略沟通。
    列寧表达了他最深切的忧虑和对德国探索的关注，韦格纳则阐述了其制度建设思路並做出了庄严承诺。
    两个人都清醒地认识到革命成功后的艰难，但也更加坚定了在各自国情下探索社会主义实现形式、並相互支持、共同防止开歷史倒车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