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要说一下，评论的时候不要说是作者刪评论，我没刪过，系统自动就刪除的，但是你们评论我在后台是能看见的，希望各位书友评论的时候注意语言的艺术性，不被刪评。(*^▽^*)。
    柏林人民宫。
    韦格纳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著三份厚厚的报告。
    一份来自国家监察与总政治部，是关於“全国党政机关思想状况摸底调查”的初步结果。
    一份来自台尔曼的內务部，標题是《地方行政中的非组织性倾向观察》。
    第三份是卢森堡和李卜克內西联名提交的《关於党內民主机制运行情况的若干意见》。
    报告中的有些变化，让韦格纳皱起了眉头。
    施密特的报告用数据说话：
    过去六个月，全国各级党组织共举办理论学习班1.2万场，参与党员87万人次。工会组织的工人夜校再教育覆盖了62%的產业工人。农村的思想再教育覆盖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成绩是显著的。”
    报告里写道，
    “绝大多数党员和群眾对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生產积极性高涨，国家认同感强烈。”
    “但在部分地区，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
    韦格纳翻到下一页。
    地方保护主义依旧存在，巴伐利亚州在工业原料调配上屡次以“本地发展需要”为由，拖延或削减向萨克森州的计划调拨量。
    黑森州与图林根州在铁路建设规划上有各自为政的苗头，导致浪费预算约300万劳动马克。
    而下萨克森州某县在庆祝农业合作社丰收时，在会场悬掛了“在韦格纳主席思想指引下”的巨型標语。
    莱茵兰地区某工厂將“完成韦格纳主席下达的生產任务”作为劳动竞赛口號。
    初步统计，全国各级单位在过去半年使用类似表述的文件、標语、讲话稿超过300例。
    在部分行政部门出现“以文件落实文件”的现象。
    科隆市工业局为审批一个小型合作社的成立，要求提交27份表格，流程耗时98天。
    基层干部反映，“这种情况时常发生”。
    韦格纳放下报告，揉了揉鼻樑。
    他起身走到窗前。
    “诺依曼同志。”
    韦格纳对秘书说，
    “通知政治局，明天上午开紧急会议。还有，请施密特同志现在来一趟。”
    半小时后，施密特坐在了韦格纳对面。
    “主席，报告看完了？”施密特问。
    “看完了。”
    韦格纳点了支烟，
    “比我预想的要严重。特別是个人崇拜这一项。三百多例……这还只是你们统计到的。”
    “实际可能更多。”
    施密特说，
    “很多基层单位认为这是对党组织『表达忠诚』的方式。
    我查阅了歷史档案，类似现象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中也出现过，在俄国革命后……”
    “我知道，歷史上几乎所有革命政权都会经歷这个阶段。
    领袖被神化，思想被教条化，批评的声音被压制。
    然后这个政权就开始僵化，开始腐败，最终走向反面。”
    “您担心德国会走上那条路？”
    施密特问。
    “我担心的是任何革命政权都可能走上那条路。”
    韦格纳站起身，在房间里踱步，
    “权力是腐蚀性最强的东西。
    它会让人產生错觉，以为自己永远正確，以为自己无所不能。
    而周围的人——出於恐惧、出於利益、出於懒惰——会不断强化这种错觉。”
    “列寧同志在病床上还在写关於官僚主义的警告。
    他说，苏维埃政权最大的敌人不是白卫军，不是外国干涉军，而是我们自己內部滋生的官僚主义。”
    韦格纳转过身，
    “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敌人已经在我们这里出现了。”
    施密特点头：
    “我已经起草了一份《关於反对个人崇拜和官僚主义倾向的党內通知》，准备提交政治局討论。”
    “不够。”
    韦格纳说，
    “通知发下去，下面的人会怎么执行？大概率是开个会，表个態，然后一切照旧。我们需要更彻底的办法。”
    “您的建议是？”
    “三件事。”
    韦格纳竖起手指，
    “第一，公开批评。要在《红旗日报》上发文章，点名批评那些搞个人崇拜的地方单位。
    要点名道姓。让全国都知道，党中央反对这个。”
    施密特略微皱眉：
    “这可能会影响一些同志在地方上的威信……”
    “如果他们的威信建立在个人崇拜上，那这种威信早就该被影响。”
    韦格纳语气强硬，
    “第二，制度性约束。修改干部考核標准，把『是否搞个人崇拜』『是否助长官僚主义』作为重要指標。
    考核不合格的，不能晋升，严重的要降职。”
    “第三，也是最难的。”
    韦格纳走回桌前，按灭菸头，
    “要让批评成为常態。不是等著中央发通知才批评，而是基层党员、普通群眾隨时都能提出批评。
    卢森堡同志的报告里提了个建议——在各级党组织设立『人民监督员』，由群眾选举產生，有权列席行政会议，调阅非涉密文件。”
    施密特沉思片刻：
    “这会大大增加行政成本，而且……可能会让一些干部感到束手束脚。”
    “要的就是让他们感到束手束脚！”
    韦格纳的声音提高了，
    “权力没有束缚就会膨胀，这是政治学的基本原理。
    我们建立社会主义，不是为了换一批官僚来统治人民，是为了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製造出了一批新的官僚，那我们的革命就失败了。”
    “施密特同志，”
    韦格纳的声音缓和下来，
    “你还记得在刚起义时我对战士们说的话吗？”
    “记得。”
    施密特说，
    “您说，我们不是为了夺取权力而战，是为了消灭人压迫人的制度而战。”
    “对。”
    韦格纳望向窗外，
    “现在权力在我们手里了。考验才真正开始——我们能不能用好这个权力？
    能不能在掌权的同时，不被权力腐蚀？能不能建立一个真正让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而不是用一个新的官僚体系代替旧的？”
    第二天上午的政治局会议，气氛异常凝重。
    韦格纳让施密特首先通报了调查报告的主要发现。
    当听到“三百多例个人崇拜现象”时，会场里出现了低声议论。
    克朗茨第一个发言：
    “我认为同志们是好意。韦格纳主席的领导確实英明，群眾表达爱戴之情，这是自然的。我们不必反应过度。”
    “这不是反应过度。”
    卢森堡说，
    “这是原则问题。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应该是集体的代表，而不是凌驾於集体之上的超人。
    个人崇拜会压制党內批评声音，最终会导致决策失误——歷史上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李卜克內西补充道：
    “而且我们要问：
    这些个人崇拜的现象，是真的来自群眾自发的爱戴，还是某些干部为了討好上级而刻意组织的？
    根据我和罗莎同志在基层的调研，不少情况属於后者。
    有些地方干部把『突出领袖』当成政治表態的方式，这本身就是官僚主义的表现。”
    台尔曼从安全角度提出了担忧：
    “个人崇拜容易被敌对势力利用。如果他们想搞破坏，完全可以先拼命鼓吹，把主席捧到神坛上，然后再找机会抹黑。这种手法很常见。”
    討论持续了两个小时。
    最终，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韦格纳提出的三项措施。
    会议结束时，韦格纳做了总结髮言：
    “同志们，我要说几句重话。”
    会场安静下来。
    “我注意到，最近有些文件、有些讲话，开始出现『韦格纳主席教导我们』『在韦格纳主席思想指引下』这样的表述。
    今天我正式提出：从今以后，任何正式文件、公开讲话、宣传材料，一律禁止使用这类表述。”
    韦格纳环视会场里的同志们：
    “我不是先知，不是圣人，我也会犯错误。
    “如果把我说的每句话都当成真理，把我做的每个决定都当成样板，那这个党、这个国家就完了。
    因为那意味著我们停止了思考，停止了爭论，停止了自我革新。”
    他拿起桌上的《红旗日报》，头版是工业生產的捷报：
    “社会主义不是靠某个人创造的，是靠千百万劳动者的双手创造的。
    歷史不是英雄创造的，是人民创造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些人已经开始忘记了。”
    “从今天起，谁再搞个人崇拜，谁就是违背党的基本原则。
    谁压制批评，谁就是在破坏社会主义民主。
    这话我放在这里，请所有同志监督。”
    散会后，韦格纳独自留在会议室。
    秘书诺依曼走进来，轻声说：
    “主席，刚才的讲话……会不会太严厉了？有些老同志可能会觉得……”
    “觉得没面子？”
    “诺依曼，你知道革命最危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
    不是敌人围攻的时候，不是经济困难的时候，而是我们开始自我陶醉的时候。
    墨索里尼就是陶醉在『领袖万岁』的欢呼声中，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
    哪怕清醒是痛苦的，哪怕清醒意味著要不断否定自己，不断接受批评。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配得上『革命者』这个称號。”
    傍晚，《红旗日报》编辑部接到紧急通知。
    总编辑亲自执笔，撰写了题为《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党內民主》的社论。
    第二天一早，这份社论出现在全国所有报纸的头版。
    社论的最后一句话，被很多人在后来的岁月里反覆引用：
    “一个真正强大的党，不在於它有多少人讚颂领袖，而在於它有多少人敢於批评错误。
    一个真正健康的制度，不在於它產生了多么英明的领导者，而在於它能防止最糟糕的领导者为所欲为。”
    在巴伐利亚的一个县城，那位製作了“在韦格纳主席思想指引下”標语的县委书记，连夜组织人拆除了標语。
    在莱茵兰的那家工厂，劳动竞赛的口號改成了“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恩斯河的战俘营，辛格和他的同伴们並不知道柏林发生的这场辩论。
    他们正在学习新的课程——《社会主义民主与集体领导原则》。
    讲课的德国政委特別强调：
    “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神，没有救世主。只有人民。”
    辛格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並在旁边画了一个问號。
    他还不完全明白这意味著什么。
    但他感觉到，这和他从小到大经歷的一切——印度的土王、英国的总督、军队里的长官——都不一样。
    这是一种新的可能。
    一种让人挺直腰杆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