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採访了乞丐之后，斯诺將目光投向了巴黎“赤区”的核心地带——第十八区蒙马特高地附近。
    在一条被改名为公社战士街的巷口，他遇到了正在指挥工人纠察队（赤卫队）设置路障检查点的亨利。
    亨利与杜邦形成了尖锐的对比。他的身材矮壮敦实，右脸颊有一道明显的、发白的疤痕，从颧骨延伸到下巴，那是战爭留下的印记。
    他穿著一身洗得发白但乾净整齐的蓝色工装，臂戴鲜红的“人民自卫委员会”袖標，腰间束著武装带，上面掛著一个旧水壶和一盏煤油风灯。
    斯诺表明身份和来意后，亨利没有立刻答应，而是仔细检查了他的证件，又用盘问了斯诺几句，才点了点头，示意斯诺跟他走到路边一个相对安静的角落，那里摆著两张从附近咖啡馆搬出来的旧椅子。
    “美国人？来听故事？”
    “也好。让外面的人知道知道，法兰西这个所谓的共和国对我们这些人干了什么。”
    他掏出一个铁烟盒，自己卷了支烟，点燃后深深吸了一口，烟雾繚绕中，他的目光变得悠远，仿佛穿透了时空，回到了十几年前的泥泞战壕。
    “故事？我的故事，开始於马恩河，”
    “1914年，我二十岁，是个里昂的钳工。像所有傻小子一样，被保卫祖国、对抗德国佬的口號煽得热血沸腾。
    我们唱著《马赛曲》上了火车，以为几个月后就能带著荣耀回家。”
    他吐出一口烟，冷笑一声，
    “荣耀？我们在凡尔登的泥浆和血肉里泡了两年。德国人的炮弹，我们长官的愚蠢命令，还有战壕里老鼠和坏疽，杀死了我连队四分之三的人。
    我脸上的疤，就是拜一块该死的炮弹碎片所赐。
    我在野战医院躺了三个月，醒来时，战爭结束了。”
    “他们给我们发了点微薄的遣散费，一枚勋章，还有一堆空话：
    国家不会忘记你们的牺牲、光荣的退伍军人。
    然后呢？然后就把我们像破扫帚一样扔回了社会。
    我回到里昂，原来的工厂位置没了，被更年轻的人顶了。
    我找工作，僱主看看我的疤，听听我因为毒气有点喘的肺，就摇头。那点遣散费也很快花光了。”
    毒气的语气平静得可怕，
    “我的老婆在我在前线时，跟別的男人，跑了。
    我不怪她，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能不能活著回来。但我只剩下自己了。我和很多像我一样的退伍兵，住在廉租房里，靠打零工和一点点可怜的伤残补助过活。
    我们开始聚会，喝酒，骂娘。慢慢地，我们组织起来，要求政府兑现承诺：
    像样的工作，体面的抚恤，医疗照顾。
    我们以为，我们为这个国家流过血，它至少该给我们一条活路。”
    说到这里，亨利的眼睛骤然缩紧，手中的烟被捏得微微变形。
    “1921年春天，我们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请愿游行。
    老兵，还有失业的工人，好几千人。我们很守秩序，举著標语，喊著麵包与工作、尊重牺牲者。
    我们走到共和国广场附近……” 他停顿了很久，
    “警察来了。
    骑著马，拿著警棍和盾牌，像对付敌人一样衝过来的。”
    “我亲眼看见，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没了双腿的老伙计，举著他仅剩的荣誉勋章，想对警官说话……被一警棍连人带轮椅打翻在地。马匹从他的践踏过去了……他们甚至都懒得看我们一眼。”
    “警棍，水龙，还有……枪，有什么他们就用什么。” 勒费弗尔闭上眼，
    “我旁边一个来自南特的小伙子，才二十出头，没上过战场，肚子上挨了一下，血怎么也止不住……他倒在我怀里，眼神那么迷茫……，他就那么死了，死在巴黎的街道上，死在他以为保护他的共和国警察手里。”
    “那之后，我明白了。这个共和国，它的议会、它的法律、它的警察，保护的不是我们这些流血的、干活的人。
    它保护的是银行，是工厂主，是那些让我们去送死、然后在我们残废失业时一脚踢开的体面人。 我们的血，只是他们帐簿上一笔划掉的成本；我们的命，还不如证券交易所里一个跳动的数字。”
    “我像野狗一样在巴黎游荡，带著伤，带著恨，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然后，我在塞纳河左岸的旧书摊上，花最后的钱，买到了一本皱巴巴、被禁的小册子。
    是从德国翻译过来的，作者叫卡尔·韦格纳。
    书名叫《谁该为战爭负责？以及劳动者如何真正拥有未来》。”
    勒费弗尔的语气发生了变化，带上了一种近乎虔诚的认真：
    “那本书里没有空话。它拆解了战爭是怎么发生的——不是因为我们和德国工人有什么仇，而是因为两边的资本家、皇帝、將军们需要爭夺市场、资源和殖民地。
    它说，我们士兵在战壕里互相廝杀，不过是替那些从不露面的人当炮灰。
    它说，真正的敌人不在对面战壕，而在我们身后的宫殿、银行和议会里。”
    “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清晰地指出了一条路：
    劳动者必须自己组织起来，不是祈求，而是夺取——夺取生產工具，夺取政权，建立一个由工人农民自己管理、没有剥削和压迫、也没有愚蠢战爭的新社会。
    它讲了德国那边的工人是怎么做的，虽然困难重重，但他们正在建设。
    那本书里的道理，像闪电一样劈开了我脑子里所有的疑问。
    我突然明白了，我过去的痛苦、战友的死、街头的鲜血，都不是偶然的倒霉，而是一个系统性的谋杀。
    而打破这个系统，不仅是报仇，更是为所有和我一样的人，为將来不再有孩子经歷战壕和街头屠杀，找到的唯一出路。”
    “我带著那本小册子，找到了本地的工会，后来接触了法共的同志。
    一开始，我也警惕，但他们的同志跟我一样是工人，是退伍兵，他们理解我的伤疤和愤怒，但他们不只有愤怒，他们有组织，有学习，有行动计划。
    他们教我学理论，分析社会。
    我发现，我不是一个人，我是一个阶级的一员，这个阶级遍及全世界，包括那些曾经在战壕对面的德国工人。 我们的共同敌人，是资本主义。
    我开始参加活动，从散发传单到组织罢工，从学习到在集会上发言。这道疤，”他摸了摸脸上的伤痕，
    “不再是耻辱或痛苦的记號，它成了我的勋章——旧世界罪恶的活证据，和为新世界战斗的宣言。”
    亨利站起身，
    “现在，我站在这里，不是乞求，不是等待被拯救。我和我的同志们，在建设，在守卫，在学习如何管理我们自己的街区。
    我们知道南边政府区的那些老爷们恨不得把我们碾碎，也知道前路艰难。
    但这一次，我们手里有武器。
    我们也许还会流血，但再也不会白白流血。每一次斗爭，无论成败，都是在为我们自己的共和国奠基。”
    勒费弗尔的故事讲完了。
    他拍了拍斯诺的肩膀，力道很重：
    “记者先生，把我们的故事写下来。告诉美国人，告诉全世界还在受苦和迷茫的人：
    等待资本家的仁慈，不如等待石头开花。出路不在选票箱里，而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在组织起来、认清敌人、並下定决心改变一切的劳动中。”
    说完，他转身回到检查点，继续他日常的工作。
    当晚，斯诺在左岸一家廉价的旅店房间里，面对著他的打字机和笔记本，久久无法落笔。
    白天两个男人的面孔在他脑海中交替浮现：
    那个深陷於过去“体面”的幻觉、被资本泡沫榨乾后又因阶级隔阂而自我囚禁的破產律师；
    那个被旧国家背叛、在绝望中找到全新阶级认同和战斗意义的老兵。
    这是资本主义危机下，同一座城市里诞生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悲剧与觉醒。
    乞丐的悲剧在於，他曾是那个体系的受益者或自以为是的参与者，以至於当体系崩溃將他吞噬时，他无法在精神上斩断与它的联繫。
    他的体面成了他接受救济的障碍，他过去的阶级立场成了他寻求生路的心理枷锁。
    他代表了那样一批中產阶级：
    他们的世界观与现存秩序绑定得太深，以至於秩序的崩溃也意味著他们个人意义的彻底湮灭。
    他们可能饿死在旧世界的废墟上，也无法向新生的、带著他们过去对立面印记的曙光迈出一步。
    而老兵的觉醒则表明，对於从未在旧秩序中真正拥有过什么、反而被其残酷剥夺和背叛的无產者而言，转向一种彻底批判並意图推翻该秩序的思想，是逻辑的必然，甚至是生存的必需。
    他的痛苦是整个阶级被系统性牺牲的缩影。
    韦格纳的思想以及更广义的社会主义思潮为他提供的，不仅是对痛苦的解释，更是一个清晰的敌人画像、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蓝图，以及一种將个人苦难转化为集体力量的路径，一种赋予伤痕以新意义的敘事。
    他从一个被遗弃的、绝望的个体，转变为一个有归属、有目標、正在参与创造歷史的集体中的一员。
    斯诺在笔记上写下：
    “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仅產生经济难民，更在大量製造其自身的革命者。
    前者被困於旧世界，后者则在废墟上锻造新世界的武器。这是一种比经济需求更深刻、更强大的动力。”
    斯诺也意识到，这样的故事，或许正在德国以更系统、更成功的方式上演。而
    法国的故事，则展现了这条道路在资本主义腹地斗爭的残酷性、复杂性和未完成性。
    合上笔记本，斯诺望向窗外巴黎的夜空。这座城市被无形的界线分割，一边是缓慢腐朽的绝望，一边是艰难孕育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