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开了。
    一个中年妇女探出头来，她打量了一下门口这两个风尘僕僕的男人，有些意外。
    “同志，这么晚了，有什么事？”
    雅恩掏出记者证。“我们是柏林来的记者。想借住一晚。”
    妇女接过记者证，凑近灯下仔细看了看，然后笑了。
    “记者同志？快进来，快进来。”
    她侧身让开，把他们让进屋里。
    门厅不大，铺著乾净的灰色地砖，靠墙摆著一张旧桌子，桌上放著一本登记簿和一支钢笔。墙上掛著韦格纳的画像，还有一张值班表。
    “你们是从柏林来的？火车上折腾一天了吧？”妇女一边说，一边拉开抽屉，拿出把钥匙。“住多久？”
    雅恩说：“就一晚。明天还要在村里转转。”
    妇女点点头，在登记簿上写著什么。
    “两位同志登记一下信息，然后你们住二楼，两间单人房。有热水，厕所在一楼东头。
    早饭是明早七点，食堂在隔壁。”
    她把钥匙递给他们。“早点休息。”
    雅恩接过钥匙。“谢谢同志。打扰了。”
    妇女摆摆手。“谢什么。你们大老远跑来，辛苦。
    对了，你们吃饭了吗？食堂早关了，厨房还剩点麵包和汤，要不要热一点？”
    “不麻烦了，不麻烦了。”
    嘴上是这么说著，可赫泽曼的肚子不爭气地叫了一声。
    他有些不好意思，妇女却笑了。
    “等著，我去热。”
    她转身进了厨房。不一会儿，端出来两碗汤，一盘切好的黑麵包，还有几片醃肉。
    “凑合吃点。明天早饭有新鲜的。”她把托盘放在桌上。
    雅恩和赫泽曼坐在桌边，埋头吃了起来。汤很浓，麵包很香，醃肉咸得恰到好处。
    赫泽曼吃得很快，一碗汤几口就见了底。妇女见状又给他添了一碗。
    “你们是来调查什么的？”她靠在厨房门口，隨口问。
    雅恩放下勺子。
    “来核实一些情况。上个月有个作家来你们村实践，叫韦斯特曼。您记得吗？”
    妇女想了想。
    “记得。城里来的，戴眼镜，不爱说话。住了整整一个月，前天刚走。”
    赫泽曼问：“他住得怎么样？”
    妇女说：
    “住二楼，朝南那间。挺好的。就是人不太爱搭理人。问他什么都说好，也不知道是真满意还是假满意。”
    她顿了顿。“他怎么了？”
    雅恩说：“没怎么。就是核实一下。”
    妇女看了他一眼，没再问。
    “吃完了就早点歇著吧。明天还要忙。”
    雅恩和赫泽曼吃完，道了谢，上楼去了。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咯吱咯吱响。
    二楼走廊很安静，只有尽头一盏灯亮著，昏黄的光照著几扇紧闭的门。墙上掛著几幅照片，大概是村里丰收的场景。
    雅恩找到自己的房间，推开门。房间不大，一张单人床，铺著白床单，叠得整整齐齐。
    床头柜上放著一盏檯灯，一本《农业技术手册》，还有一个搪瓷杯子。
    窗户朝南，窗帘拉著，看不见外面，但能听见远处隱隱约约的虫鸣。
    他放下背包，坐在床上。床垫不软不硬，枕头有点高，但还算舒服。
    他躺下来，盯著天花板。房间內乾乾净净的，没有水渍也没有霉斑。
    雅恩关了灯，房间陷入黑暗。窗外透进来一点光，不知道是月光还是路灯。
    他闭上眼睛，想起韦斯特曼写的那篇文章。废弃的仓库，漏雨的屋顶，满屋的老鼠，这不是在恶意的抹黑诺伊多夫村呢吗？
    雅恩翻来覆去，好久才睡著。
    第二天一大早，雅恩和赫泽曼就起来了，他俩走近村子。
    村里的路虽然不宽，但很平。
    路两边种著白杨树，树下是整齐的人行道。房子大多是新建的，红瓦白墙，整整齐齐的。
    雅恩和赫泽曼站在村口，互相看了一眼。
    赫泽曼说：“这是牛棚？”
    雅恩没说话。他走到一栋房子前，敲了敲门。门开了，出来一个中年人，穿著蓝布衫，脚上沾著泥。
    “同志，什么事？”
    雅恩掏出记者证。“我们是柏林来的记者。想了解一下村里的情况。”
    中年人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记者同志？欢迎欢迎！快进来坐。”
    他把他们领进屋里。客厅不大，但乾净。有沙发，有茶几，有一台收音机。
    墙上掛著韦格纳的画像，还有一幅宣传画。
    中年人自我介绍。“我叫库尔特，是村书记。”
    雅恩和赫泽曼对视了一眼。雅恩问：
    “那还真是巧了，我们刚想去找您，库尔特同志，上个月是不是有个作家来你们村实践？叫韦斯特曼。”
    库尔特点点头。“有的。韦斯特曼同志住了整整一个月。前几天刚走。”
    雅恩问：“他住哪儿？”
    库尔特说：“住合作社的招待所。二楼，朝南那间。我可以带你们去看。”
    他们跟著库尔特走到一栋二层小楼前。库尔特推开门，打开灯。房间不大，但乾净。
    和昨晚雅恩和赫泽曼房间內的布局是一样的。
    赫泽曼摸了摸床单，乾的，软的。
    雅恩转过身。“库尔特同志，他在这里，吃得怎么样？”
    库尔特说：“吃食堂。和我们一样。土豆燉牛肉，黑麵包，酸黄瓜。他有时候吃不惯，我们还给他单独做了几回。”
    雅恩问：“劳动呢？他干得怎么样？”
    库尔特想了想。
    “说句实在的，干得並不太好。
    城里人，没干过农活。手磨破了，腰疼得直不起来。我们让他干最轻的活，他还是干不动。”
    雅恩问：“有人笑话他吗？”
    库尔特摇摇头。
    “笑话他干什么？他是城里人，没干过活，干不动不是很正常的吗。我们村从外面回来的年轻人，刚下地也这样。干几天就好了。”
    雅恩问：“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库尔特想了想。“他说一定再来。我还给他带了一篮子番茄，让他路上吃。”
    雅恩沉默了。赫泽曼也沉默了。
    採访完库尔特之后，雅恩和克劳泽在村里走了一圈。
    他们看见村里的学校、卫生所、合作社。他们看见老妇人坐在门口晒太阳，手里拿著针线，脸上带著笑。
    老妇人看见他们，站起来。“同志，你们是来找谁的？”
    雅恩说：“我们是记者。想了解村里的情况。”
    老妇人笑了。
    “记者？好，好。你们写写咱们村。从前穷，现在好了。有吃有穿，有房住。
    我儿子在城里当工程师，孙子上了大学。”
    她拉著雅恩的手，絮絮叨叨说了很多。雅恩听著，不时点头。赫泽曼站在旁边，在本子上记。
    中午，他们回到库尔特家。库尔特留他们吃饭。桌上摆著土豆燉牛肉、黑麵包、酸黄瓜，还有一瓶村里自酿的葡萄酒。
    库尔特举起酒杯。“来，敬柏林的同志。”
    雅恩举起酒杯。“库尔特同志，韦斯特曼写的那些东西，你见过吗？”
    库尔特愣住了。“什么东西？”
    雅恩把韦斯特曼文章里的那些描述说了一遍。库尔特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放下酒杯。
    “他写的那些，不是我们村。”
    雅恩看著他。“不是？”
    库尔特摇摇头。
    “我们村，不是他写的那样。路是柏油路，不是泥巴路。房子是新盖的，不是土坯房。
    有电，有自来水，有收音机。农民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不是牛棚。吃的是白面，不是发霉的黑麵包。”
    他顿了顿。
    “他住的招待所，是新盖的。不是仓库。被子是乾的，不是湿的。床是新的，不是歪的。没有老鼠，没有虫子。”
    他抬起头。“他说的那些，不是我们村。这个人怎么能这样来抹黑我们呢？怎么能抹黑国家的政策呢？”
    雅恩点点头。“您放心，库尔特同志，我们就是为了这件事来调查的，如今的村里面的情况我们也看到了，等我们会柏林一定给你们个交代！”
    下午，他们坐上回柏林的火车。雅恩靠著窗，望著窗外。赫泽曼坐在对面，翻著笔记本。
    “回去怎么写？”克劳泽问。
    雅恩说：“实话实说。”
    赫泽曼点点头。“好。”
    火车继续往前开。窗外的田野飞速后退。
    雅恩闭上眼睛。他想起韦斯特曼写的那篇文章，想起文章中所描写的那些土坯房，泥巴路和牛棚。
    “赫泽曼同志，你说，他为什么要那样写？”
    赫泽曼想了想。“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恨吧。”
    雅恩问：“下乡义务劳动有什么可恨的呢？这不就是应该做的吗？我並不觉得作家就应该高高在上不食人间烟火。”
    赫泽曼说：“道理是这样的，可政策具体到个人的身上明显就变了味道，从韦斯特曼的文章里就能看出这个人的封建思想还是很浓厚的，他並没有把国家的具体政策进行分析，从他的文章里面明显能看出来。
    他只是恨这个政策，恨这个国家，恨那些让他去的人。
    他恨，所以他要报復。所以他把好的写成坏的，把真的写成假的，黑白顛倒。”
    赫泽曼继续说：
    “但他写的那些东西，伤害的不只是政策，更是伤害了那些农民同志们。
    同志们辛辛苦苦种地，养活城里人。
    韦斯特曼写他们住的是牛棚，写他们是笑话，写他们不把知识分子当人。
    他以为他在写真相，其实他在写偏见。”
    雅恩点点头。“所以，我们要把真相写出来。”
    火车驶进柏林。天已经暗了。他们走出车站，街上人来人往，电车叮叮噹噹地驶过。
    “走吧。回去写稿。”
    他们走进报社，走进那栋灰白色的大楼。楼里灯火通明，编辑们还在忙碌。默克尔坐在办公室里，等著他们。
    雅恩推开门。“主任，我们回来了。”
    默克尔抬起头。“怎么样？”
    雅恩把那封信放在桌上。“他写的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