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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1949年1月30日
    地点：南京保密局招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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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清萍被软禁在招待所的第七天，日子已经变成了一杯凉透了的白开水。
    每天早晨七点，走廊里会传来脚步声。那是勤务兵送早饭的声音。白清萍不用看表，只要听见那脚步声，就知道是七点。早饭永远是一样的——一碗白粥，一个馒头，一碟咸菜。粥是稀的，馒头是凉的，咸菜切得很粗，盐放多了，齁嗓子。她吃不惯，但每天都吃完了。不吃，没力气。没有力气，怎么活？
    吃完早饭，她会站在窗前，看著院子里的那棵梧桐树。树光禿禿的，枝丫像乾枯的手指伸向天空。风从墙头吹过去，树枝吱呀吱呀地响。她看著那棵树，看了很久。她想起北平菊儿胡同的老槐树，春天的时候会发芽，夏天的时候会长满叶子，秋天的时候叶子会变黄，落一地。那棵树还在，只是她看不到了。
    上午，她会读报。报纸是招待所订阅的，每天都有。头版永远是“和平谈判”，李宗仁上台后，天天喊和平。什么“划江而治”，什么“南北朝”，什么“爭取最体面的和平”。白清萍读著那些字，觉得它们像水上的浮萍，飘来飘去，没有根。她读过真正的东西——在延安的时候，那些文章是有根的，扎在泥土里，扎得深，拔都拔不出来。现在这些文章，风一吹就散了。
    她读完了报纸，叠好，放回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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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她陆陆续续从招待所的其他人口中得知，李斌將军已经带领北平的中央军军官们回到了南京。消息是一个总务科的老张告诉她的，老张在走廊里遇见她，压低声音说：“白副站长，李將军回来了，北平的中央军军官都撤出来了，一个没丟。”白清萍点了点头，没有说话。
    她心里却鬆了一口气。李斌没事。只要李斌没事，就没有人会动李树琼。李树琼是李斌的儿子，是李斌的软肋，也是李斌的鎧甲。毛人凤再狠，也要给李斌几分面子。建丰同志再有权，也要顾及黄埔一期的情分。李斌在，李树琼就在。她在心里默默念了一句：谢天谢地。
    她回到房间，坐在床边，想给李斌写封信。但写什么呢？说“谢谢您”？说“您保重”？说“李树琼在台北很好”？她拿起笔，又放下了。不敢写。写了，信会被拆开，会被审查，会被记录。她不知道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她只知道，说了不该说的，就会给李斌惹麻烦，给李树琼惹麻烦，给自己惹麻烦。这年头，人们的嘴巴都闭得严严实实的，更別说写信了。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看著那棵梧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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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坐在桌前，铺开信纸。这次是写给白清莉的。白清莉在台北，一个人，瘦得下巴尖尖的。
    她想了很久，不知道该怎么开头。她不敢提杨汉庭。杨汉庭已经“死”了两次——一年前死了一次，那是假的；半个月前又死了一次，那也是假的。但保密局的记录上，杨汉庭早在一年前就被枪毙了，已经销了户。她不能提他第二次“死”的事，提了，就等於告诉毛人凤她在撒谎。她只能写家常。
    “清莉妹妹：我在南京，一切安好。南京的冬天比北平暖和一些，但也不太好过。你在台北，要注意身体。台北的冬天也冷，不要著凉。李斌將军已经率领北平的中央军军官回到了南京，听说总裁在奉化招见了他。我们都很好，你不用担心。”她写到这里，停下来，看著那张信纸。信纸上都是空话，没有一句真心话。她不想写，但她必须写。写了，白清莉才能知道她还活著。写了，白清莉才能安心。她继续写。
    “我和树琼在信中商量过了，等局势稳定了，我们一起去台北看你。你一个人在那里，要照顾好自己。有什么需要，就跟树琼说。他离你近，能帮上忙。”她写完最后一个字，放下笔。信很短，不到两百字。她把它折好，装进信封。信封上写下台北白清莉的地址。她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寄到。邮路已经不稳了，但她还是想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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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清萍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黑皮笔记本，那是她从北平带出来的日记本。北平封城之前，她把过去几年写的日记撕掉了一大半，只留下最后几十页。那些撕掉的，都是真心话。留下来的，都是空话。她翻开笔记本，看著那些空荡荡的白纸，提笔写下今天的日期：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三十日。
    她写：“南京的冬天很冷。招待所里暖气不好，晚上要盖两床被子。”她写：“今天读报，看到李宗仁又讲话了，说『和平有望』。我不知道什么是和平。”她写：“梧桐树光禿禿的，像老人家的手。北平的老槐树也是这样。”她写不下去了。她想写“我想回北平”，但不敢写。想写“我想见李树琼”，但不敢写。想写“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里”，但写了又能怎样？日记本也会被人翻看，也会成为证据。她合上日记本，放回抽屉。那些空话，连她自己都不想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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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白清萍被开恩许可去食堂吃的饭，因为今天毛人凤到招待所来慰问被软禁在这里的保密局干部们。食堂在招待所的一楼，几张长条桌，铺著白桌布。吃饭的人不多，都是保密局的人，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没有人跟她说话，她也不跟別人说话。她端著餐盘，在角落里坐下来。虽然毛人凤也在这里吃的饭，但今天的午饭还是米饭、还是一荤一素、一碗汤。唯一的不同是菜不再是凉的，汤是温的，米饭还是很硬，嚼得腮帮子疼。她吃得很慢，一边吃一边看著窗外。窗外是一个小院子，院子里也有一棵梧桐树，和楼上那棵一样，光禿禿的。
    她想起在北平的时候，保密站的食堂比这里热闹。赵仲春坐在主位上，一边吃饭一边骂人。李黑子蹲在门口抽菸，张胖子在角落打瞌睡。那时候虽然苦，但至少有说有笑。现在，那些人都不在了。赵仲春去了台湾，李黑子留在了青岛，张胖子不知道去了哪里。她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像一个被遗忘的人。她吃完了饭，把餐盘送到回收处，上了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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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白清萍收到一封上海来的信。信封上的字跡她不认识，打开一看，是刘文斌写的。刘文斌在信里说，他已经接到命令，留在大陆潜伏，不能去台湾了。他说顾小佳已经去了台北，请白清萍帮忙照看她。他还说，如果白清萍有机会去台北，请转告顾小佳，让她不要等他，好好过日子。
    白清萍读完了信，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滋味。刘文斌留下来了。他是特务，是老牌特务，手上沾了多少血他自己都数不清。他留下来，能活吗？共產党会放过他吗？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顾小佳一个人在台北，等著一个也许永远回不来的人。她想起白清莉，也是在等，等一个“死人”。她想起自己，也是在等，等李树琼。她们都在等。等的人不知道能不能等到，被等的人不知道能不能回来。她把信折好，放进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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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傍晚，白清萍站在窗前，看著院子里的梧桐树。太阳快落山了，橘红色的光洒在光禿禿的树枝上，金灿灿的。她看著那道光，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强烈的不安。南京也保不住了。北平丟了，东北丟了，华北丟了。南京，还能撑多久？那些报纸上的“和平谈判”，不过是拖延时间的把戏。共產党不会停，解放军不会停，歷史不会停。
    她想起在延安的时候，教官说过：“歷史是向前走的，谁挡在路中间，谁就会被碾碎。”国民党挡在路中间了。她也被卷进车轮下面了。她不知道自己是会被碾碎，还是能在车轮滚过来之前爬出去。她只知道，她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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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深吸一口气，转身，走到桌前。她拉开抽屉，拿出日记本，翻开。她提起笔，在空白页上写下：“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里。但我知道，我不能停下来。”这是她今天写的唯一一句真心话。她写完了，盯著那几个字，看了很久。然后她合上日记本，放回抽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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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白清萍一个人吃了晚饭。还是那样，米饭、一荤一素、一碗汤。她吃了几口，吃不下了。她把碗推到一边，坐在床边。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地板上，一片银白。她看著那道光，想起了杨汉庭。他现在在日本，安全了，自由了。她想起了白清莉，想起了顾小佳，想起了自己。她们都在等，等一个不知道能不能回来的人。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月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很亮。她看著那棵梧桐树，想著李树琼。他在台北，在草山，在那栋日式平房里。他也在等。等战爭结束，等建丰同志放他走，等那个不知道会不会来的明天。她不知道他能不能等到。她只知道，她必须活著。活著，才能等。活著，才有希望。
    她拉上窗帘，躺到床上。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从东边延伸到西边，像一条乾涸的河。她看著那道裂缝，想著李树琼。他在台北，也看著天花板上的裂缝吗？台北的裂缝和南京的一样吗？她不知道。她只知道，她必须睡著。睡著了，时间就过得快一些。快一些，明天就来一些。明天来了，也许会有好消息。
    她闭上眼睛。耳边仿佛响起李树琼的声音。“我会回来的。我一定会回来的。”她相信他。她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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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晨，七点，走廊里又传来脚步声。白清萍睁开眼睛，看著天花板。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她坐起来，穿好衣服。她走到窗前，拉开窗帘。阳光涌进来，刺得她眯起了眼睛。她看著那棵梧桐树，看著那些光禿禿的枝丫，看著在树枝间跳来跳去的麻雀。她深吸一口气，对自己说：你还活著。活下去。
    她推开门，走出房间。走廊里，一个勤务兵端著托盘走过来，托盘上是一碗粥、一个馒头、一碟咸菜。他看见白清萍，停下来。“白副站长，早饭。”白清萍接过托盘，点了点头。她走回房间，坐下来，慢慢吃著。粥还是稀的，馒头还是凉的，咸菜还是咸得齁嗓子。但她吃完了。不吃，没力气。没有力气，怎么活？
    她吃完早饭，把碗筷放在门外。她走到桌前，铺开信纸。她想给李树琼写封信，但不知道该寄到哪里。台北的地址她知道，但邮路不稳，信寄不出去。她只能把想说的话，写在心里。
    “树琼，我在南京，安全。勿念。你也要保重。清莲和孩子都好吗？母亲身体好吗？台北的冬天冷不冷？你要多穿衣服。不要熬夜，不要抽菸，不要喝太多酒。”她心里写了很长很长的一封信，写到最后，只剩下四个字：“我想你了。”
    她站起来，走到窗前。阳光照在她脸上，暖洋洋的。她看著那棵梧桐树，心里默默地说：李树琼，我等你。不管多久，我都等你。
    她深吸一口气，转身，走回桌前。她拿起报纸，翻开头版。还是和平谈判，还是划江而治，还是那些空话。她把报纸放下，拿起日记本，翻开空白页。她提起笔，写下了今天的日期：民国三十八年一月三十一日。然后她停下来，看著那片空白。
    她不知道该写什么。她不想写空话，但也不敢写真话。她把笔放下，合上日记本，放回抽屉。她站起来，走到窗边。她看著那棵梧桐树，看了很久。树枝在风里摇晃，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她忽然想起在北平的时候，菊儿胡同的老槐树也是这样，风一吹，就沙沙地响。那时候，她每天晚上翻窗进去，李树琼坐在黑暗里等她。他说：“你来了。”她说：“嗯。”那是她一天中最安心的时候。现在，她只能一个人站在窗前，看著一棵陌生的梧桐树，想著一个回不去的地方。
    她低下头，看著自己的手。那双手曾经握过枪，杀过人，签过抓捕令。现在，它们只是垂在身体两侧，什么也不做。她把手握成拳头，又鬆开。再握成拳头，再鬆开。
    她对自己说：你还活著。只要活著，就有希望。
    她抬起头，看著窗外灰濛濛的天，看著那个她不知道还能待多久的南京。
    她在心里对自己说：明天又是新的一天。
    然后，她转过身，开始等明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