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 地方波澜
    新法施行后第一个报上来问题的是浙江。
    这一日，冯保捧著一份来自浙江按察使司的公文进来。
    朱载接过来，翻开，看了几行，眉头就皱了起来。
    “胥吏操纵折银比例，压低粮价，农民实际税负加重。”他念了一遍，放下公文，看向冯保，“去把张师傅叫来。”
    张居正匆匆赶来。
    礼毕后，朱载开门见山道：“张师傅，浙江那边，具体怎么回事？”
    张居正躬身道：“回陛下，浙江按察使司巡查湖州府时，发现归安县几个粮商跟县衙书办勾结。新法规定折银比例以当地市价为准，每半年公布一次。那书办把市价从每石四钱改成了三钱，农民卖粮换银，一石粮少卖一钱银子。按新法该交的税银不变，农民等於多交了至少两成。”
    “县衙不管？”
    “县衙就是他们自己。归安知县是个老实人，但不管事，底下人说什么他信什么。按察使司的人去查，他才慌了，说是书办“误报”。”
    朱载没说话，端起茶盏喝了一口。茶已经凉了，他也没让换。
    “还有呢？”
    张居正又丛袖子里抽出一份公文：“河南也有事。黄河滩地分等，有的滩地土质肥沃但常受水患，按標准应归中田。但开封府下面一个知县，收了大户的银子，把几百亩滩地划成了下田。下田每亩征五分，中田征六分，一亩少征一分。几百亩地，一年少交几十两银子。对朝廷来说不多，但对百姓来说，该交的税被大户逃了，负担就落到別人头上了。”
    “谁查出来的？”
    “河南按察使司巡查发现的。那知县辩称水患无常，百姓不易”，但按察使司的人去实地看了，那块滩地三年没被淹过，种的都是好庄稼。”
    朱载把两份公文並排放在案上，看了片刻，然后说：“张师傅打算如何处置？”
    张居正点头：“臣已和內阁同僚及相关部门商量过了。浙江那边，涉事书办按照律法判斩立决，粮商追赃罚银，归安知县革职流放。河南那边，知县降级留任，追回赃银，滩地重新定等。是否妥当，清陛下定夺。”
    朱载型看著他：“你处置的很好，按你的意思办。朕想问后续如何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张居正沉默了一瞬。
    朱载继续说：“新法是猛药。底下人一乱搞，老百姓骂的不是他们，是朝廷。朕在京城坐得稳稳的，底下百姓在骂朕。张师傅，你明白朕的意思吗？”
    张居正站起来，躬身道：“臣明白。臣已派户部干员密赴浙江、河南暗访，核查折银比例执行情况。不光是这两个省，其他各省也要查。不能让胥吏坏了新法的名声。”
    朱载型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
    “你那个暗访，派的是谁？”
    “户部主事李植。此人是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在户部干了十年，懂钱粮，人也踏实。
    臣让他带两个书办，扮成商人，沿运河一路南下，专查折银比例的事。”
    朱载想了想，说：“再派一个人去河南。暗访不是查帐，是看老百姓到底交了多少。帐本可以做假，老百姓的嘴堵不住。”
    张居正点头：“臣已安排。河南按察使司那边，臣让他们每半个月报一次巡查结果，不经过巡抚衙门，直接报內阁。”
    朱载端起茶盏，又放下。
    “张师傅，新法颁行不久肯定会有很多，朕不会有问题就动摇，更不是怪你，朕是告诉你—盯紧了。底下那些人，胆子比你我想的大。”
    张居正没有说话，只是郑重地点了点头。
    当天下午，朱翊钧来乾清宫请安。
    朱载把浙江、河南的奏报给他看了。朱翊钧接过去，看得很仔细，看完之后抬起头，脸上有一种朱载没见过表情不是愤怒，不是担忧，是一种说不清的凝重。
    “父皇，儿臣有一事想问。”
    “说。”
    “新法在京城议的时候，孙承煜他们说虐民”，张师傅说虐的是豪强，不是小民”。可浙江这件事，虐的好像是小民。”
    朱载看了他一眼。这个问题问得刁，但问到了点子上。
    “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
    朱翊钧想了想，说：“新法本身没错。折银比例以市价为准，这个规定是好的。但到了底下，执行的人可以动手脚。市价是多少，老百姓不知道，胥吏说了算。他们一改，老百姓就吃亏。”
    朱载型点了点头：“还有呢？”
    “还有————老百姓吃了亏，不知道该找谁。告到县衙，县衙就是他们自己。告到府里，府里不一定管。等按察使司巡查，已经过了好几个月了。”
    朱载看著他，没有说话。
    朱翊钧犹豫了一下，又开口：“父皇，儿臣在想，能不能设一个通道，让百姓可以直接向朝廷反映地方弊端？比如在各省设一个举报箱，百姓有冤屈可以直接投书，由按察使司定期收取，直接报朝廷。”
    朱载型听完，沉默了几息。
    这个想法不能说不好，但眼下不合適。举报箱一设，地方官人人自危，本来就紧张的局面会更乱。而且举报箱谁来管？按察使司？按察使司的人也是地方官，他们会不会互相包庇？
    “想法不错。”朱载说，“但眼下不宜。新法刚颁行，地方上已经够乱了。再加一个举报箱，底下那些人更不知道怎么干活。”
    朱翊钧低下头：“儿臣思虑不周。”
    “不是思虑不周，是时候未到。”朱载的语气缓和了一些，“你记住，治国不是想一出是一出。一个想法好不好，不光看它有没有道理，还要看什么时候做、谁来做、怎么做。时候不对，好想法也能办砸。”
    朱翊钧躬身：“儿臣受教。”
    “你多看、多想。暂勿行动。”
    “儿臣谨记。”
    朱翊钧退出去后，朱载型靠在椅背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他想起刚才太子问的那个问题—“虐的好像是小民”。这个问题，张居正没有回答过，或者说，张居正觉得不需要回答。因为在张居正看来，浙江的事是胥吏舞弊，不是新法之过。只要把胥吏杀了，把粮商罚了，把知县撤了，事情就解决了。
    但朱载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胥吏为什么敢舞弊？因为他们知道老百姓告不贏。
    粮商为什么敢压价？因为他们知道老百姓没別的渠道卖粮。知县为什么不管事？因为管事的代价太大，不管事的代价太小。
    这些问题，不是杀几个人就能解决的。
    但眼下，也只能先杀几个人。
    他睁开眼睛，拿起案上的笔，在纸上写下一行字：“杀一做百，以做效尤。然杀不是目的，使百姓不受盘剥，才是目的。”批完，放下笔，又拿起河南那份，又在纸上写了一行字：“降级留任，已是宽典。再有此类事，定斩不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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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月后，浙江的暗访结果送到了。
    李植的密报写得很详细。他扮成商人，在湖州府住了十天，走了三个县，跟二十几个农民聊过。密报里没有官话套话，都是大白话—谁家几亩田，交了多少钱，跟去年比多了还是少了，心里怎么想的。
    朱载一页页翻过去。
    有的说“比去年少交了，新法好”，有的说“跟去年差不多，没感觉”，有的说“多交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翻到最后一页，李植附了一段总结：“新法本身无弊，百姓税负整体下降。但胥吏舞弊、粮商压价之处，百姓受害尤深。若不严惩，新法之名將毁於小人之手。”
    朱载型看完，把密报放在案上。
    他想起太子说的那个“举报箱”。也许时候未到，但时候总会到的。
    他把密报收进抽屉，端起茶盏喝了一口。茶是刚沏的，还是温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