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的情报，我还是相信的，但我还是需要考虑下，而且我应该还可以向东部转移吧？”苏罗托沉默了许久，但还是挣扎著反问道。
    “东边？泗水那边已经被封锁死了，那些向东部靠近的部落死了多少人，首领不知道吗？”阿贡反问著。
    苏罗托当然知道，巴达维亚猜测泗水失控，也是源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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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宝垄早在八世纪时，还只是马打兰佛教王国辖下一个不起眼的小渔村港口，1405年，郑和船队远航南洋，曾多次在此停靠、修整补给，副使王景弘因患病留居此处，率眾垦荒拓土，逐渐形成固定聚落，在当地华人世代相传的说法里，此地便是为纪念『三宝太监』郑和，才得名三宝垄。
    1678年，马打兰苏丹为偿还债务，將三宝垄永久割让给荷兰东印度公司，荷兰人隨即在这里建立堡垒、军港、贸易站，使这里一跃成为荷兰人在中爪哇地区的统治中心。
    1847年，荷兰人建成贯通爪哇北岸的大邮政公路，1870年，爪哇第一条铁路，三宝垄-梭罗-日惹线，正式通车，此后隨著三宝垄自由种植制度推行，三宝垄糖业空前繁荣，一跃成为爪哇有名的糖都，铁轨从火车站伸向內陆，把爪哇的糖、咖啡、菸草，源源不断运回欧洲。
    到1912年，三宝垄已经有著十多万人口，其中七成以上是土著居民，他们大多是种植园劳工、小商贩与僕役，华人占比百分之十四到十六，多为世代在此经商、垦殖的商户，凭藉精明与坚韧，在荷兰殖民秩序的夹缝中艰难求生，荷兰人与其他欧洲裔占百分之四到五，却掌控著城市的政权、军队与经济命脉。
    这座港口，是用蔗糖、鸦片与华人血汗堆起的港口，一半是荷兰人构筑的冰冷秩序，一半是土著的苦难与华人在夹缝中求生的精明坚韧。
    爪哇几个月的暴乱，让这座繁华港口陷入一片混乱，大量有钱有势的欧洲人、富裕华人和土著贵族，纷纷爭夺船票，乘船逃离这片混乱的土地，留下的，大多是无力逃离的底层土著，或者捨不得毕生家业、不愿弃乡、抱团在一起的华人，和少量坚守岗位、镇压暴乱的荷兰军警，街道上到处散落著废弃的货物与残破的房屋，港口也只剩下几艘残破船只搁浅，商铺紧闭，昔日『爪哇糖都』的繁华，此刻只剩下满目疮痍与人心惶惶。
    当荷兰远征军的前锋，那面橙白蓝三色旗，在尘土与热浪中终於出现在三宝垄的视野里，整座城市几个月的压抑瞬间被点燃，爆发成一种近乎癲狂的宣泄。
    “援军！我们的援军到了！”。
    这一声声嘶喊沿著城墙，穿过街区，如同滚烫的火星溅入干透的油桶，原本蜷缩在工事后面、满脸疲惫的荷兰守军、欧洲裔民兵、华人青壮，猛地跳了起来，挥舞著枪枝，甚至扯下满是汗渍的衣领，用尽力气朝著城外欢、嚎叫，许多人泪流满面，那是在地狱边缘徘徊几个月后，骤然得救的虚脱与狂喜，城墙上，原本稀疏的枪声彻底停了，取而代之的是放肆的、不成调的歌声，是荷兰人『尼德兰万岁』的欢呼。
    城门被从內部迫不及待的、吱吱嘎嘎的拉开，街道上，原本紧闭的门窗纷纷被打开，荷兰侨民、欧洲商人、华人们、甚至土著都涌到了街道上，他们脸上带著一种劫后余生的的红晕，眼里闪著希望，许多人手里拿著珍藏的酒瓶，毫不吝嗇的泼向进场的荷兰士兵。
    远征军先头部队的指挥官，范·赫茨上校，骑在马上接受了这不成队列的“凯旋式”。驻防司令令范·德·桑德中校衝上去紧紧握住他的手，语无伦次地表达著感激：“你们来了......终於来了.....那些野蛮人.....我们几乎.....”他的话被周围更大的欢呼声淹没。
    范·赫茨上校矜持地点点头，目光扫过周围狂热的人群和满目疮痍的城市，街道角落还有未及清理的瓦砾和污渍。他提高了声音，確保周围的人能听到：“王国没有忘记你们！范·德·维尔德將军的军队，將彻底碾碎所有叛乱者！秩序即將恢復！”
    他的话引来更响亮的欢呼。葡萄酒和更珍贵的香檳被打开，泡沫喷溅。人们互相拥抱、祝酒，仿佛胜利已经彻底到手，所有的恐惧和牺牲都已成过去。
    然而，在这片近乎失序的欢腾之下，暗流依然涌动。一些士兵在接受了最初的欢呼后，立刻被更实际的欲望驱使，贪婪的目光扫视著人群中某些混血或土著女性，引来她们惊慌的躲避和其男性亲属紧张而敢怒不敢言的目光。
    城市的某些角落，未被战火直接摧毁但同样饱受折磨的土著街区，则是一片死寂。门窗紧闭，偶尔有身影在缝隙后窥视，眼神里没有喜悦，只有更深的恐惧和忧虑。他们知道，“王国”的军队回来了，伴隨而来的，绝不会仅仅是对欧裔的慰藉。对参与或仅仅是被怀疑支持过围城者的报復，恐怕很快就会隨著烈酒和狂欢的消退而到来。
    范·赫茨微微俯身，凑近了些，语气带上了一层冰冷的严肃：“在你们庆祝和重整防务的同时，有一件事必须立刻、严格地执行，加强对城內及周边华人社区的管制与控制。”
    范·德·桑德中校愣了一下，狂欢带来的红晕褪去了一些：“华人？上校，这次围攻主要是那些疯狂的土著.....”。
    “我们从婆罗洲、苏门答腊、泗水获取的情报信息，这些地方武装都是华人主导的，谁能保证三宝垄中没有他们的人，这些华人素来抱团，又掌控著城內的贸易与財富，一旦他们暗中资助叛乱者，东印度的安定，什么时候才能到来？”范·赫茨解释著。
    可是上校，”范?德?桑德面露难色，声音压得更低，“三宝垄的华人大多是世代在此经商、垦殖的商户，不少人还在暴乱中帮我们加固工事、运送物资，若是贸然封锁审查，恐怕会激起民怨”。
    “民怨？”范?赫茨冷笑一声，语气里满是不容置喙的强硬，“比起叛乱者捲土重来，这点民怨算得了什么？荷兰的秩序，容不得任何潜在的威胁。”他顿了顿，补充道，“另外，传令下去，禁止华人携带武器，收缴所有可疑的工具，商铺不得私自囤积粮食与药品，谁敢反抗，以通敌论处。”
    范?德?桑德中校虽有疑虑，却也只能挺直脊背，恭敬应声：“是，上校，我立刻去安排。”说罢，便转身快步离去，召集士兵传达命令。
    很快，刚刚经歷了“解放”喜悦的三宝垄，气氛开始发生微妙而迅速的变化。一队队荷兰士兵和本地殖民警察，不再是进城时那副疲惫而略带友善的解放者模样，而是表情严肃、枪械在手，开始在一些主要街道，特別是通往华人聚居区“唐人街的路口设置路障，盘查过往行人，重点“关照”华人面孔。
    原本在庆祝人群中颇为兴奋的几位华人富商和侨领，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们试图上前与熟悉的荷兰军官或政务官交涉，但得到的回应要么是公事公办的冰冷麵孔，要么是含糊其辞的推諉。有消息灵通的，已经隱约听到了“管制”、“收缴”、“审查”等字眼，不安的情绪如同瘟疫般在华人社群中蔓延。
    “王掌柜，这是怎么回事？援军来了，怎么反倒封起街来了？”一家米行门口，几名华人小店主聚在一起，焦虑地低语。
    “听说....是荷兰人上面的意思，怀疑咱们中间有勾结叛匪的.......”被称作王掌柜的中年人脸色发白，他曾在围城时捐过一笔钱支持荷兰守军的，现在要被当做『可疑分子』对待，这让他內心很是不安。
    “岂有此理！我们守著铺子，安分守己，围城的时候还帮著他们荷兰人，现在倒落下个通匪的嫌疑？这也太过分了！”一名年轻的华人店主气得浑身发抖，忍不住提高了声音，又被身边的人急忙拉住。
    “嘘........小声点！没看见那些红毛兵的眼神都不对了吗？”。另一位年长的华人连忙劝阻，眼神警惕地扫视著不远处的荷兰士兵，“先回去，关好门，收好家里的刀具和粮食，看看风声再说，现在只能忍，不能衝动”。
    欢庆的喧囂还未完全散去，猜忌和恐惧的阴云已沉沉地笼罩在了三宝垄，特別是它的华人社区上空。荷兰远征军的到来，带来了暂时的安全，却也带来了更严酷的秩序和基於种族猜疑的预防控管。对於刚刚从土著暴乱的恐惧中喘过气来的三宝垄华人而言，新的、或许更难以言说的困境，已然开始。而这种因种族猜忌而遭受的压迫与苦难，在荷兰人统治东印度的漫长岁月里，也不是第一次降临在华人身上，他们早已习惯了在夹缝中隱忍求生，却终究逃不过被怀疑、被打压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