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食堂的另一个角落，没人注意一个叫杰罗姆的犯人正一个人坐在最边缘的位置。
    他的托盘里只有一碗几乎没有动过的燕麦粥和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
    他的双手放在桌面上，指关节处还有明显的老茧，但手指却在微微颤抖。
    那是戒断反应的残余，已经过了最严重的阶段，但时不时还会回来。
    就像福斯特的腿在变天时会疼一样，杰罗姆的身体在遇到某些触发条件时，也会重新记起海洛因的味道。
    谁能想到，昔日的地下拳王居然会变成这样一副病殃殃的模样。
    他今天早上又发作了一次，將他从噩梦中惊醒，浑身冷汗。
    梦里他在一个没有出口的地下室里，墙壁在向他合拢，空气变得越来越稀薄。
    汤米听到声音赶过来的时候，杰罗姆正蹲在牢房的角落里，嘴里反覆念叨著一个名字。
    那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玛丽安娜。
    不过汤米並没有问玛丽安娜是谁。
    在监狱里，很多犯人都会有一个在外面等你的人，或者一个永远不会再等你的人。
    两者的区別，往往决定了一个犯人在刑满释放后会走上什么样的路。
    他给杰罗姆餵了两片安定，坐在牢房外面陪他待到凌晨五点，直到他的呼吸变得平稳。
    陪毒癮发作的犯人熬夜，这不是他的工作职责。
    但汤米做这些事情不是因为手册上写了，而是因为手册上没写。
    像杰罗姆这样的人，並不是天生的罪犯，他们只是被什么东西抓住了。
    毒品、酒精、赌博，或者只是单纯的穷。
    然后他们犯了一个错误，然后是第二个，然后是第三个。
    等到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在监狱里了。
    汤米自己就差一点就走上这条路。
    他十九岁那年，在塔尔萨的一家加油站打工。
    有一天晚上，两个蒙面的人闯进来，用枪指著他的头，让他把钱箱打开。
    他把钱箱打开后，里面有五百二十多美元。
    两个人拿了钱就走了，临走前其中一个人回头看了他一眼，说了一句话：
    “別报警，我们知道你家在哪儿！”
    他没有报警，可並不是真的被恐嚇到了。
    他当时很震惊，因为他认出了那个声音。
    那是他高中时最好的朋友，叫伦尼。
    他们一起打过橄欖球，一起追过同一个女孩，一起在毕业典礼上喝得烂醉。
    毕业后伦尼去了俄克拉荷马城，说是找到了一份好工作。
    一年后他回来了，蹲在一个破加油站里，用枪指著自己最好朋友的脑袋！
    汤米后来在法庭上见到了伦尼。
    他本想把那晚被抢劫的钱补上，就当无事发生。
    但五百二十美元是他一个多月的生活费，他当时拿不出来。
    加油站站长查监控之后报了警，很快就抓住了伦尼。
    他被判了七年，罪名是持械抢劫，这不是第一次了。
    汤米作为证人出庭，坐在旁听席上的伦尼的母亲一直在哭。
    庭审结束后，汤米走到伦尼的母亲面前，不知道该说什么。
    那个女人的眼睛哭得红肿，但她还是对他说了一句：
    “谢谢你没有开枪打我儿子。”
    那一刻，汤米决定了自己这辈子要做什么。
    他不想再看到这样的场面。
    不想再看到一个人被逼到用枪指著朋友的头，不想再看到十九岁的年轻人在加油站的夜班岗位上被恐惧吞噬。
    所以他成了一名狱警。
    他不想惩罚那些人，只想要努力让他们从监狱里出去的时候，比进来的时候好一点点。
    哪怕只是一点点。
    他端著咖啡杯走到杰罗姆对面坐下。
    杰罗姆抬起头，眼睛里的瞳孔因为安定的药效还微微放大，让他的目光显得有些涣散。
    “今天感觉怎么样？”
    汤米的声音很轻，像是在安慰一位老朋友。
    “好一点了。”
    杰罗姆的声音沙哑：
    “昨天......谢谢你。”
    汤米点了点头，“不客气。”
    “你今天想来医疗室吗？我可以给你量一下血压，看看身体指標有没有好转。”
    “你知道，每次发作都会对身体造成负担。”
    杰罗姆沉默了一会儿，伤感道：
    “玛丽安娜......她以前也总是让我去量血压。”
    汤米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等杰罗姆自己决定要不要继续说下去。
    杰罗姆低下头，盯著自己颤抖的手指：
    “她是我的未婚妻，我们本来打算去年结婚的。”
    “她在一家理髮店工作，我在地下拳击场打拳，攒钱给她买了婚纱。”
    “然后我们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在那儿租了一套不错的公寓，离她妈妈远一点。”
    “她妈妈不同意？”汤米问。
    “她妈妈觉得我一个地下拳击手，配不上她的女儿，即便我那时已经决心不碰那东西了。”
    杰罗姆的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弧度：
    “她说得对，玛丽安娜去年八月死的，因为药物过量。”
    “警察说她是自己注射的，但我知道她从来不用针头。”
    “她怕针，连打疫苗都会晕过去，一定是有人给她注射的！”
    “一定是那个叫查科的傢伙，他一直在纠缠她！”
    汤米眉头一皱，“所以你杀了查科？”
    “没有。”
    杰罗姆摇了摇头：
    “我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而且明显是他杀，但我没有办法证明不是我杀的。”
    “监控拍到我在那栋楼附近出现过，我的外套上还有血跡残留，因为我那天下午在擂台上揍过他，所有证据都指向我。”
    “你没有找律师？”
    “找了一个，但那个混蛋是法庭指定的。”
    杰罗姆的声音里逐渐没有了愤怒，只留下了深入骨髓的疲惫。
    “他只用了十分钟就劝我认罪，他说只要我认罪，刑期可以减到十年。”
    “如果不认罪，输了可能就是无期，陪审团不会相信一个有毒癮的黑人说的话。”
    汤米沉默了很久。
    杰罗姆说的可能不完全是真的。
    在监狱里待久了，每个人都会给自己编织一个更体面的故事。
    但问题是，即使这个故事只有一半是真的，那也够让人心寒的了。
    “你今天来医疗室吗？”汤米最后问。
    杰罗姆想了想，点了点头。
    “好，但不用给我量血压。”
    “为什么？”
    “因为每次量完，我都会想起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