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同甫病倒那年夏天，关中大旱。井水干了。
    那口井是陈同甫的父亲年轻时打的，打了三丈深才出水，井壁上长满了青苔。每年夏天井水都会浅一些，但从来没有干过。今年干了。井底的泥裂成龟背纹，裂缝里嵌著乾死的蚯蚓，捲曲著，像是被火烤过的麻绳。
    周小石每天早晨去十里外挑水。他还十多岁，个子只够把扁担搁在最矮的那一档上，扁担两端的铁鉤太长，水桶拖在地上，他把铁鉤在扁担上绕了两圈，才勉强让桶底离地。他挑两半桶水走十里路回来，不歇一口气。因为一歇就站不起来了。
    脚底磨出了水泡，水泡破了又磨，磨出了茧。他把水倒进水缸里，再去跑一趟。他跑瘦了，颧骨突出来，手腕细得像竹竿，袖口空荡荡地晃。草堂里的弟子已经走了一大半，关中提学司那封训斥函贴在门柱上之后，没有人敢再来听一个被训斥的人讲学。
    剩下几个没走的，不是在守先生，是在守先生死后帮忙抬棺材。周小石没有走。他挑水给先生熬药，井水干了，他就去十里外挑。他不识字太多，但他认得先生刻在竹简上的那三个字，“接著问”。
    草堂里很静。不是那种安寧的静，是嗓子被掐住的静。窗外槐树上的空鸟巢在风里轻轻晃，没有鸟回来。那扇糊著驳斥状的窗户，窗纸上的破洞被阿蘅撕大了些，从破洞里能看见外面的槐树，树是儿子种的，树身上的“安”字还在。
    驳斥状已经在槐树上贴了大半年，纸被雨水泡烂又被太阳晒乾，陆明远的签名早就看不清了，风一吹，纸先烂掉的那个角落只剩下半截笔画，像被撕了一半的封条。
    阿蘅坐在病榻边。她这些天瘦了很多，不是累的，是熬的。每天晚上她守著灯，等丈夫睡著了才敢合眼。她听见他在梦里咳嗽，每一声都像从骨头缝里挤出来，咳完了还得喘半天，喘得肩膀一耸一耸。
    他在梦里还在问，嘴唇在动，不知道是在问边墙还是问青苗法。他没有叫过儿子的名字。她有时候希望他叫一声，安北。但他从来不叫。
    草堂里堆了半间屋子的竹简。关於农时，关於青苗法，关於边墙的修筑位置，关於祖宗的规矩该不该改，每一片竹简都是陈同甫这些年刻的，正反两面都刻满了，刻痕极深，墨跡渗进竹肉里，擦不掉。
    他让周小石把竹简搬到病榻前，用手一片一片摸过去。手指从第一片竹简上刻的第一个字“农”开始，摸到最后一片上最后一笔没写完的捺，那道捺只刻了一半，撇出去又收回来，像一声被掐住喉咙的嘆息。他把这些竹简码齐，用麻绳捆好，然后对周小石说：“这些给你。”
    周小石跪在地上。膝盖磕在青砖上，咚一声。他这些天挑水把膝盖跑肿了，跪下去的时候骨头在皮肉里咯吱响了一下，他没觉得疼。他伸出双手去接那捆竹简，双手接，像一个乞丐接一碗米。
    竹简很沉，半间屋子的追问压在一个孩子手上，他的手在抖，不是沉，是怕。怕自己传不下去。怕自己死在逃难的路上，这些竹简被雨水泡烂，被虫蛀空，被当成柴火烧掉。
    “先生，我一定传下去。”
    陈同甫看著他。周小石的颧骨突出来，眼窝凹进去，父亲的边兵血统给了他一副硬骨架，母亲在青苗法里被逼死的经歷给了他一副倔脾气，但此刻他跪在病榻前，膝盖肿著，手在抖。陈同甫看了他很久，然后把视线移开，落在窗外那棵槐树上。树是儿子种的，树身上的“安”字还在。窗纸上的破洞框著那棵树，框著树上的空鸟巢。
    “没用。”他说，“留著吧。”
    他没有说“一定要找到后来者”，也没有说“这些东西將来会有人懂”。他说“没用，留著吧”。不是讽刺自己，他是真的不知道自己这些追问有没有用。他不知道这些东西以后会不会有人看到，会不会有人接著问，会不会变成一条河。他只知道，他写了，他不会让它烧掉。留著吧。
    周小石抱著竹简退出去了。竹简太重，他抱不动，分了三趟才搬完。最后一趟他回来拿那片压在退信下面的竹简，那片竹简上刻著“祖宗不足法”五个字，正反面都刻了追问，竹肉被穿透了两层，墨从正面渗到背面，又从背面渗回正面，两边的追问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一句是正面哪一句是背面。他把这片竹简搁在最上面，用袖子擦掉上面的灰，退出门槛。
    阿蘅没有哭。她把丈夫交给周小石的竹简一片一片又摸了一遍，她不识字，但她认得他刻字时的刀法：轻的是在想，重的是在怒，滑刀的是手抖了，断笔的是心疼了。她把这些竹简用一块旧布包好，塞进周小石的背篓里。然后她转身出去，走到廊下。
    廊下的柱子上还留著儿子小时候刻的道道，那年他五岁，拿刻刀在柱子上比身高，一年比一道，比到第十道时人走了。阿蘅蹲下来，用袖子捂住嘴。她蹲在那里，没有声音。只有肩膀在抖。
    她不想让里面听见，他在病榻上喘了太久，好不容易睡著。她用袖子捂住嘴，他教过她的，哭的时候不要出声。那件夹袄压在榻尾，她偷偷放的，他不知道。夹袄是儿子离家那年秋天做的，新棉还没上身，他说等冬天回来穿。
    后来退信到了，夹袄压在箱底，她每年秋天都拿出来晒一晒，拍一拍，再放回去。今年她没有放回去。
    她蹲了很久。站起来时膝盖上沾著干土。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转身进了屋。她没有看丈夫的脸，背对著他，看著窗外那棵槐树。树上的“安”字被雨水淋得笔画模糊，像伤口重新浸出了血。“同甫，”她说，“儿子那封信，每个夜里你睡著了我都拿下来看一遍。”
    她的肩膀没有抖。陈同甫睁开眼睛，看著她的背影，她的后背已经有点驼了，肩胛骨撑著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衫，布料薄得透光。银簪子还在她髮髻上，那是她陪嫁的唯一一件首饰，戴了这么多年磕了一道凹痕，凹痕里填著洗不掉的灶灰。
    他不知道她每天晚上等他睡著后把信拿下来看过多少遍。他不知道她认得“查无此人”那四个字。他不识字太多让她学字，她就自己认，人字认得，无字认得，她认得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的意思。
    他以为他把信压在竹简堆最上面她够不著，但他不知道她每晚都把它拿下来看一遍。他不知道她刚才蹲在廊下把柱子上那十道刻痕又摸了一遍。他不知道她在儿子衣冠冢前放了一片竹简只刻了三个字，三个字歪歪扭扭，她不会写太多字，用的是他搁在案角的旧刻刀，在废竹片上刻：安北冷。
    他只知道现在她背对著他说了这句话。他把手指从被子里伸出来，按在枕头上。眼泪落下来，不是流，是滴。一滴一滴，洇在粗布枕巾上，洇出一小片深色的湿痕。
    第一滴落在他刻“农时”那天手腕肿起的位置，第二滴落在儿子替他研墨时不小心溅上墨点的那一角，第三滴落在他每次搁笔后习惯用手指摩挲的地方，那里已经被磨得发亮。那封信搁在最上面太久了，摺痕处快要断了。
    他没有说话。他死前最后看的方向是那扇窗户。窗纸破了一个洞，从破洞里望出去，刚好能看见窗外那棵槐树。槐树是儿子种的，树身上刻著“安”字。树杈上掛著空鸟巢。那年春天没有鸟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