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7章 乡贤之患
    当胖鸽子衝进了公房內，苏泽正在读信。
    胖鸽子落在苏泽的椅背上，不满地昂著头，发出咕咕咕的声音。
    苏泽连忙说道：“这是安南的公文。”
    听到苏泽的解释，胖鸽子依然有些不满，伸出两根爪子，意思显而易见，要精神补偿费！
    苏泽也是一阵无语。
    怎么自己好好的收信，反而像是出轨的丈夫一样，还要向这廝解释？
    还被这廝讹上了！
    苏泽只好打开抽屉，拿出七个粮袋，胖鸽子这才满意地伸出爪子。
    苏泽从信笼中取出张元忭的来信。
    读完信，苏泽脸色有些奇怪。
    这方世界被自己魔改得越来越奇怪了，怎么连乡村建设学派都搞出来了？
    乡村建设学派，是前世民国时期，由著名民主人士梁漱溟创立的一个政治派別。
    该派主张通过乡村建设运动实现民族自救：通过改造农村结构，重建传统秩序：来解决当时积贫积弱的问题。
    但是仔细一想，好像这个派別也没有什么特別先进的理论，並没有对土地这个农村最重要的生產资料进行变革，主要提倡的还是传统秩序，只不过运用了新的组织动员方式，採用农民互助和技术下乡来解决乡村问题。
    这样出现在大明朝，似乎也不那么奇怪了。
    这个派別，最后在抗战爆发后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最终失败。
    不过这一套放在如今的大明朝，其实还是比较先进的。
    长期以来，大明存在一个问题，治权难以下乡。
    这一点，就算是苏泽开吏科试，给县衙增加吏员，也没办法解决。
    可以说，除了京畿地区在乡村设置了联防队，使得將司法治安权力延伸到了乡村外，大明其他广大的农村地区，依然是传统的乡贤治理模式。
    甚至大明这种乡贤治理模式，早已不是宋明理学初期“德化乡里”的理想图景，而是演化成了一种高度保守固化的高压统治。
    各地乡贤把持著田亩清丈、税粮徵收、丁役摊派的实际执行权。
    县衙虽然掌握了名义上的权力，但田亩流转、隱田诡寄的实情，只有乡贤主导的“册书”“里老”清楚。
    他们通过“飞洒”“诡寄”將税负转嫁给小户，自身田產却往往隱匿不报。
    这也是张居正以前执著於一条鞭法，现在执著於建立新黄册的原因。
    司法上，民间纠纷多由乡贤“调解”，除非命盗重案，县衙极少介入。
    这一点虽然在李一元主导的司法改革中有所缓解，但是对於一些偏僻乡村，乡贤主导司法的情况还是难以改变。
    这实质是將国家最重要的徵税权与司法权部分私有化，形成“皇权不下县，县下唯乡贤”的格局。
    以上是乡贤对於国家权力的侵夺，而更糟糕的是乡贤对乡村產业的抑制。
    乡贤的经济基础是土地。他们通过地租、高利贷捆绑佃农和自耕农，使大量劳动力与资本被禁錮在土地上。
    比如张元忭在信中也调查过，这次四川织锦业的危机，其作坊主原本多是小乡绅或富户，虽也算乡贤体系的边缘，但新技术衝击下他们破產。
    但是掌握土地的大乡贤，也就是乡村的实际统治者，却並不会救助这些“工贾末业”，反而可能趁机吞併其资產。
    因为对於这些乡贤来说，地租和高利贷才是他们最简单的盈利方式，乡贤本身治理乡村也就是靠这种方式，他们依靠宗族和帮閒来实行统治，也只能从事出租和放贷这种简单的模式，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投入到新的工商业中。
    这种乡贤体系不仅抑制產业发展，对实学体系也十分排斥。
    乡贤的权力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源於科举功名。
    乡村私塾、族学的教育內容紧紧围绕科举，不会教授任何可能动摇“耕读传家”根本的工商知识。
    这一点，就在苏泽推广小学后，依然难以瓦解。
    这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因为新式小学的教育课程偏重於实学，在科举考试上反而竞爭不过那些专攻科举的私塾族学。
    苏泽设计的小学，可以参加吏科试成为吏员，但是想要当官还是要科举，这样一来小学对於当地精英反而缺乏吸引力。
    最后就是乡贤的保守性，也抑制了商业流通。
    乡贤治理本质上是地域性的。
    他们维护本地利益，对外来商品和资本本能抵制。四川官员最初抗拒开徵商税，深层原因之一就是保护本地乡贤控制的传统產业免受外来竞爭。
    即便朝廷强行推动，他们也会在执行中阳奉阴违。
    而最让苏泽不满的，是乡贤体系对於劳动力的束缚。
    佃农和自耕农被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承受高额地租和盘剥，没有余財和动力去尝试新的生產模式，也缺乏接受新技能培训的渠道。
    即便有失地农民，也往往沦为流民或贱业从业者，无法有效转化为新產业的工人。
    社会剩余財富主要被乡贤用於购置土地、放高利贷或奢侈消费，而非投资於技术改良和工商扩张。
    苏泽也一直在思考，如何打破顽固的乡贤乡土体系。
    苏泽在京师的办法，就是设置联防队，设置基层的法庭，將治安权和司法权，从乡贤手里夺回来。
    再通过大型工厂，吸引农村劳动力，改善农村的生存环境。
    这套办法，在京师执行得很好。
    原因也很简单，京师是大明的政治中心，財力和行政权力近乎无限。
    而且主导京畿乡村秩序的，也不是什么乡贤，而是京师的勛贵外戚。
    这些人在皇帝和科道官员的监督下，也不敢反对朝廷的改革，所以京畿地区的乡贤没有形成问题。
    江南地区的乡贤势力很庞大，但是如今江南地区也有庞大的城市市民阶层。
    而且江南从李春芳內阁开始，也受到了朝廷的重点照顾，派往江南的官员都是非常有能力的官员。
    靠著江南原本积累的庞大城市人口，以及徐阶案件对於江南乡贤的打压，江南的工商业也十分的繁荣，甚至和京畿地区开始了產业竞爭。
    而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地区原本就有贸易的传统，也有追逐利润的野心，而且福建等地区土地资源有限，保守的土地乡贤也不是那么多。
    但是在內陆地区，在广大的农业地区，乡贤的势力就冒了出来，成了反对改革的顽固势力。
    这个问题，原本苏泽是计划，在乡村设立治所，派遣吏员进行直接管理来解决。
    但是要在乡村建立治所，派遣吏员，这需要大量的识字人口，同时这些人也必须要保证待遇，这样才能不被乡贤集团收买拉拢。
    这在如今的大明还是十分困难的。
    所以如今苏泽的改革，还是集中在少数城市发达的地区，还没能延伸到偏远的乡村。
    何心隱的乡村建设学派，给苏泽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任何阶层也都不是铁板一块。
    既然有保守乡贤，那也有开明乡贤。
    除了乡贤之外，农村也有大量的富农、中农，这些人也有识字的意愿，是不是可以团结他们？
    苏泽的思路越来越顺畅，他提起笔给张元忭回信。
    首先，苏泽在信中肯定了何心隱的尝试，支持四川布政使衙门对何心隱的乡校合作社提供贷款。
    紧接著，苏泽又希望张元忭能关注何心隱所在的乡村，深入了解这套乡校合作社体系到底是怎么运转的，当地的百姓生活状况如何，是否真的如同何心隱所说的那样，面貌焕然一新。
    苏泽接著写道，若是真的乡村面貌一新，是否可以请何心隱总结经验，在四川其他乡村地区推广这一套模式。
    写完之后，苏泽將信塞进了信笼之中，让胖鸽子带回给张元。
    几日后，张元忭收到了宜宾县衙与李钧联署的核查呈文，確认“乡冶学院”及下属合作社运作属实，资產清晰，何心隱本人信誉卓著。
    布政使司內部议过一轮，又报经巡抚蒋闻道首肯，那两笔贷款便批了下来。
    款项一到，何心隱立刻行动。
    他將大部分资金注入新成立的“宜宾乡村合作钱庄”，这钱庄由各合作社联合管理，帐目公开。
    余下部分，则按计划开始筹建小型农机厂与土法化肥厂。
    张元忭心中掛念此事进展，待手头紧急公务稍缓，便轻车简从，直奔宜宾。
    他没通知县衙，只带了两个隨从，想看看真实情形。
    车马离宜宾城尚有十余里，景象已与月前不同。
    官道两旁，原本有些荒废的坡地，如今被整理得齐整，种上了绿油油的薯秧与豆苗。
    田埂边新挖了浅浅的排水沟，沟沿还插著写有“某社某段”的小木牌。
    三五个农人正围著一架模样新奇的轻便犁调试，见有马车经过，只抬头好奇张望一眼，又低头忙碌。
    张元忭令马车缓行，留心观察。
    路过一处较大的村落，村口原先废弃的祠堂被修缮过，门楣上掛著一块新匾，写著”
    白沙乡学”。
    时近正午，里头传来朗朗读书声，声音老少都有，主要的却是成年男子的粗嗓，念的是《千字文》与《农书》的句子。
    学舍旁的厢房里，隱约可见几个老者围坐，似乎在爭论什么，墙上贴著一张大大的纸，画著村中田亩的分布简图。
    他未停留，继续往何心隱信中所提的合作社集中区域去。
    约莫又行了五六里，来到一处河湾平地。
    这里原本是零散的货栈与晒场，如今却显出一番生气勃勃的忙乱景象。
    最惹眼的是河边一座新搭起的长棚，棚下炉火正红，叮叮噹噹的打铁声不绝於耳。
    七八个精壮汉子，有的拉风箱，有的抢锤锻打，有的在木架上组装零件。
    这些精壮汉子身后站著一排学徒，他们不像传统学徒那样打杂，而是拿著本子记录，还有一名铁匠在一旁讲解。
    地上摆著几件已成型的物事，改良的轻便铁型、带齿轮的脚踏水车组件、结构简单的轧花机。
    张元忭一看，这应该是何心隱乡学的铁匠铺，何心隱就曾经说过，他组织农村的伶俐村民，在这类铁匠铺实习，可以更快地掌握冶铁技术。
    离农机坊不远，另一处棚子味道有些刺鼻。
    几个戴著粗布口罩的人，正將草木灰、捣碎的骨粉、还有从附近硝洞运来的土料，按比例倒入大缸中搅拌，旁边堆著成袋的已製备好的灰黑色粉状物。
    棚边立著牌子：“合作肥坊，本社社员凭牌购买，每斗折银五分，外购每斗八分。”
    张元忭下了车，信步走去。
    河湾空地上，人群聚集，热闹得像个小集市。
    但却並非杂乱无章。场地用石灰画出了区域，一区堆著成袋的米粮、山货，插著“运销合作总栈”的旗子，几个穿著乾净短褂、看起来识些字的人，正在一本厚厚的册子上登记，旁边有社员將货物过秤、装车。
    另一区则是“合作购货处”，架子上摆著棉布、铁锅、盐巴、针线等日用杂货，价格用木牌標得清楚，比张元忙记忆中县城的市价要低上一两成。
    不少农人妇孺就席地坐在集市边上，她们也不是来閒聊的，都聚在一起编织竹筐或者草帽草鞋。
    妇孺也不都是熟手，但一群人中总有一个负责教学，指点帮助那些做得比较慢的人。
    而他们製作的东西，直接就被运销合作总栈收走，装上货筐运输走。
    张元忭注意到，人群中除了干活的青壮，还有不少老人妇女。
    几个头髮花白的老者，臂上缠著红布条，在场地间巡看，不时停下与人交谈，调解两句爭执，或指点一下货物摆放。
    他们显然颇有威信，说话时周围人都安静听著。一打听，方知这些是乡学推举出来的“学董”，兼理合作社的日常秩序与纠纷调解。
    他正看著，一个熟悉的身影从农机坊那边走来，正是何心隱。
    何心隱一身粗布衣裤，沾著些油灰，手里拿著个木工用的矩尺，正与旁边一个工匠模样的人比划著名。
    抬头看见张元忙，他微微一愣，隨即露出笑容，快步迎上。
    “张参议！怎不提前知会一声？有失远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