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日 07:30
    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
    韦格纳的手里端著咖啡，看著刚刚译出的前线长电。
    施密特站在一旁，眉头微皱：
    “民眾自发逃亡……这確实超出预期。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引发人道危机。”
    台尔曼补充：
    “內务部评估，这种效应会形成示范。
    如果解放区真的兑现土地和自由的承诺，未来一个月逃亡人数可能突破五十万。法西斯政权可能狗急跳墙，对逃亡人群使用武力。”
    韦格纳没说话。
    他继续读电报的后半部分——前指提出的“有限推进”方案，他的嘴角开始上扬。
    读到克朗茨委婉但坚定地表示“人民在推著我们往前走”时，韦格纳终於没忍住笑出声来。
    施密特和台尔曼愣住了。他们很少见韦格纳这样失態。
    “主席？”
    施密特试探地问。
    “这帮傢伙……”
    韦格纳边笑边摇头，
    “在跟我玩文字游戏呢。『人道主义责任』……『安全缓衝区』……说得冠冕堂皇，其实不就是想继续打吗？”
    韦格纳笑完之后，表情慢慢严肃起来。
    “我们革命者常常犯一个错误。”
    韦格纳轻声说，
    “以为歷史是按计划书推进的。
    我们规划好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却忘了人民——活生生的人民——有自己的意志，自己的脚步。”
    “我们以为是在『解放』义大利人民，结果呢？是他们自己爬起来，拖著家当，冒著枪林弹雨，往我们这边跑。
    他们不是在等待救世主，他们是在选择未来。”
    施密特若有所思：
    “所以您的意思是……”
    “前线的同志们说得对。”韦格纳走回办公桌，拿起钢笔，“当人民开始用生命为选择投票时，革命者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跟上他们，要么被拋在后面。”
    他摊开电报纸，在空白处快速书写批覆。钢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每一个字都力透纸背：
    致克朗茨同志並转前指全体同志、义大利共產党领导集体：
    来电收悉。情况已明。
    一、同意你部基於保护平民安全、回应人民期待之考量，实施有限度前推作战。下一阶段目標定为夺取维罗纳，建立稳固防线。
    二、作战行动须遵循以下原则：
    1. 军事行动必须与解放区政权建设同步推进，打下一地，巩固一地。
    2. 严格区分军事目標与民用设施，最大限度减少平民伤亡。
    3. 所有占领区必须立即移交意共地方政权管理，德军只负责防务。
    战役具体节奏、时机、兵力部署，授权前指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灵活掌握。
    但务必把握大局：此阶段目標为建立稳固的解放区，而非全面解放义大利。切忌轻急冒进，陷入消耗。
    民眾迁徙问题需妥善安置。
    责成施密特同志即刻组建“解放区民生协调工作组”赶赴前线，协助意共政权解决住房、粮食、医疗等紧迫问题。记住：人民奔我们而来，我们不能让他们失望。
    国际舆论工作须加强。要对外统一口径：此次行动为“保护人道主义走廊”，“应义大利人民呼吁而採取的必要防御性措施”。
    革命不是机械执行计划，而是在人民运动的浪潮中把握方向、顺势而为。信任你们在一线的判断。
    韦格纳1926.10.2 晨
    写完，他递给施密特：“用最高优先级发给前线吧。”
    施密特读完批覆，
    “您给了前线很大自主权。”
    “因为他们在现场，我们在这里啊。”
    韦格纳重新端起咖啡，
    “我们制定战略方向，前线的同志们把握战术节奏。这才是上下同欲。”
    施密特將批覆交给机要秘书后，站在韦格纳的办公桌前，
    “主席，我理解您给前线自主权的决定，但有一个问题……恕我直言，一直让我困惑。”
    韦格纳做了个“请说”的手势。
    “以目前战场態势，”
    施密特走到墙上的欧洲地图前，
    “国际志愿军的同志们完全有能力在更短时间席捲整个亚平寧半岛。
    我们军队的战士们已经证明，任何现有的义大利防线都无法阻挡我们的攻势。
    既然如此，我们为何要採取『有限推进』、『巩固为主』的谨慎策略？”
    他转过身，
    “1921年我们援助匈牙利苏维埃时，您可没有这样谨慎。
    当时您力排眾议，坚持要组建最精锐的顾问团，以最快速度帮助库恩·贝拉同志稳定政权。
    为什么到了义大利，反而不急了？”
    韦格纳放下咖啡杯，起身走到窗前。
    “施密特同志，”
    韦格纳的声音里带著一丝笑意，
    “你这个总政委啊，看问题有时候太注重『能不能』，而忽略了『应不应该』，以及『之后会怎样』。”
    他转过身，背靠窗沿，双手抱胸：
    “来，坐下。我们好好聊聊两种革命的不同速度。”
    施密特在沙发坐下，掏出笔记本。
    韦格纳则走到书架旁，取下那本常翻的《战爭论》，拿在手里掂了掂。
    “先说德国革命。”
    韦格纳在施密特对面坐下，
    “1918年11月，我们在304高地起义时，面对的是什么局面？
    艾伯特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正在和容克军官团媾和，隨时可能调转枪口镇压我们；
    西线的百万大军虽已厌战，但指挥系统仍在；
    英法干涉军就在不远处虎视眈眈。”
    “在那个时间点，德国革命是『慢不得』的。
    慢一天，临时政府就可能完成內部整合；慢一周，旧军队就可能被重新动员；慢一个月，整个起义就可能被拖入无休止的內战泥潭。
    所以我选择了最激进的策略：直取柏林，速战速决，在旧势力反应过来前，把生米煮成熟饭。”
    “事实证明您是对的。”
    施密特点头，
    “但如果当时……”
    “如果当时我们『慢慢来』，先在南德建立根据地，逐步扩张？”
    韦格纳笑了，
    “那今天我们可能还在和巴伐利亚分离主义者打仗，而巴黎和会的列强早就把德国肢解成十几个小国了。
    在革命力量尚弱、而反动势力仍能迅速组织反扑的关键窗口期，速度就是生命。”
    韦格纳话锋一转：
    “但义大利呢？施密特，你看看解放区发来的这些报告。”
    韦格纳从桌上抽出一叠文件，翻到其中一页：
    “意共在南蒂罗尔的干部名录。
    登记在册、有三年以上地下工作经验的骨干，全区只有127人。
    而我们现在解放的人口是多少？八十万。平均每个干部要负责六千多人的组织工作。”
    韦格纳又翻一页：
    “这是土地改革委员会的人员构成。
    三分之二是当地农民——这很好，但我们不得不从国內紧急抽调两百名会计和行政人员过去帮忙。”
    “更严重的是这个。”
    韦格纳的表情严肃起来，
    “社会心態调查报告。在梅拉诺，有35%的受访者对『为什么要打倒墨索里尼』的回答是『因为他没能让义大利更强大』，而不是『因为法西斯压迫人民』。
    在波尔扎诺，甚至有老人问我们的工作队：
    『德国皇帝什么时候回来？』——他们以为我们是威廉二世的军队打来的。”
    施密特停下笔，眉头紧锁：
    “所以您的意思是……”
    “义大利的革命基础，比我们当年薄弱得多。”
    韦格纳站起身，开始踱步，
    “法西斯统治才多久，但它的民族主义宣传已经毒化了一代人。
    意共的组织在白色恐怖下损失惨重，现在突然要接管百万人口的解放区，干部缺口有多大？
    民眾对红色政权的真实认同度有多高？
    这些都不是靠军事胜利能一夜解决的。”
    韦格纳停在施密特面前：
    “如果我们现在一口气打到罗马，会发生什么？
    意共那点有限的干部会被稀释到整个义大利，每个省可能只能分到几个人。
    地方政府要么被旧官僚把持换汤不换药，要么因为缺乏经验而运作瘫痪。
    土地改革可能因为执行粗疏引发农民不满，工厂接管可能因为管理混乱导致生產崩溃——然后所有这些问题，都会变成『共產党不会治国』的活证据。”
    施密特沉思片刻：
    “那么国际因素呢？英美法不会坐视我们完全控制义大利。”
    “哈！”
    韦格纳突然笑出声，
    “施密特，我倒是很希望——真的，发自內心地希望——英国人或者美国人还是那些资本家们能下定决心，派几个师到义大利来，和我们在战场上见见真章。”
    韦格纳走到世界地图前，手指点著大不列顛岛：
    “你看英国。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早就褪色了。
    一战掏空了他们的国库，印度在闹独立，爱尔兰刚打完內战，本土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现在英国人手里还有什么牌？
    皇家海军確实强大，但英国人能抽调来欧洲大陆的，无非是些印度、澳大利亚的僕从军——而这些部队，愿不愿意为『保卫法西斯义大利』流血，我看要打一个大问號。”
    “美国的柯立芝总统现在满脑子都是『回归常態』。
    美国国会里的孤立主义声浪高过天。
    华尔街的银行家嚷嚷要『遏制红色扩张』，但你让他们出钱出兵？
    看看他们对国联的態度就知道了。”
    “至於我们的法国邻居……普恩加莱的联合政府现在就是右边怕我们，左边怕让诺。
    法共在议会里每多一个席位，资產阶级的神经就绷紧一分。
    这种时候，你让法国政府派兵来义大利？那巴黎街头第二天就可能竖起街垒。”
    韦格纳转身，目光灼灼：
    “所以你看，不是我们『不敢』快速推进，是那些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或者说，不敢——全力阻止。
    他们最多在外交上抗议，在经济上制裁，在舆论上抹黑。
    但真要派军队下场？那得问问他们国內的工人答应不答应，问问他们的民眾还愿不愿意为『遥远的义大利』再打一场世界大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