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选问题基本解决了，但台尔曼的担忧还在。
    “主席，同志们，”
    台尔曼的神色严峻，
    “我必须再次强调纪律问题。
    我们的同志去义大利，是援助者，不是统治者。
    任何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任何对义大利同志指手画脚的行为，任何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情况——都会毁掉我们所有的努力。”
    台尔曼拿出一份草案：
    “我起草了《赴意工作人员十条纪律》，请大家审议。”
    所有工作人员必须接受意共地方组织的政治领导，不得以“德国经验”为由强行推行不符合义大利实际的政策。
    严禁与义大利女性发展超越工作关係的情感纠葛，特殊情况必须向联合工作组党委报告。
    个人生活待遇不得超过当地意共同级干部標准，严禁接受任何形式的礼物或特殊招待。
    未经批准不得接受国內外媒体採访，所有公开言论需经联合工作组审核。
    违反上述纪律者，视情节轻重，可被立即召回、开除党籍，直至移交军事法庭。
    李卜克內西看了皱眉：
    “是否过於严苛了，台尔曼同志？如果同志们在共同工作中產生真挚感情……”
    “必须严苛。”
    台尔曼毫不退让，
    “李卜克內西同志，您知道在异国环境下，情感关係可能被怎样利用吗？
    一个德国干部如果和当地女性结婚，如果出现问题被拿出来大做文章怎么办？”
    卢森堡嘆了口气：
    “台尔曼同志说得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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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一点丑闻都会被国际资產阶级媒体放大，
    『德国殖民者凌辱义大利妇女』——那样的舆论灾难，我们承受不起。”
    韦格纳最终拍板：
    “纪律草案原则通过。但要修改一下：
    『严禁发展不当情感关係，確有特殊情况需及时向组织报告，由联合工作组党委评估处理。』我们不搞一刀切，但必须严格管控。”
    韦格纳环视眾人：
    “同志们，这次派遣的意义，我想再强调一次：
    我们不是在输出『德国模式』，而是在帮助义大利同志找到『义大利道路』。
    所有人员必须牢记：你们是学生，是助手，是同志——唯独不是监工，更不要有高人一等的心態。”
    “如果谁抱著『我们是先进国家来指导落后国家』的心態，”
    韦格纳的声音冷了下来，
    “那就不要去了。这样的人去了，不是在帮忙，是在破坏。”
    会议最终形成决议：
    立即成立“义大利解放区援助工作组”，由施密特任组长，卢森堡、台尔曼任副组长。
    按“行政技术、文教宣传、政法骨干”三组模式，在七日內完成三百人选拔和培训。
    台尔曼的內务部负责制定详细安保和纪律实施细则。
    外交部同步准备国际宣传口径，强调这是“无產阶级国际主义的互助行为”。
    所有派出人员薪资由德国政府承担，不得增加解放区財政负担。
    散会时，已是午后一点。
    委员们陆续离开，韦格纳独自站在窗前，看著柏林午后的街景。
    韦格纳想起了自己刚穿越到这个时代时的困惑——那时他满脑子都是如何“复製”一场成功的革命。
    但八年来，韦格纳越来越明白：
    革命从来不是复製，而是创造。德国的经验、苏联的经验、乃至未来可能出现的其他经验，都只是参考，而不是蓝图。
    真正的国际主义，不是把自家的革命经验强塞给邻居，而是帮邻居找到最適合他家的革命根本和基础。
    甚至有时候，还要向邻居学习他独有的智慧。
    秘书轻声敲门进来：
    “主席，午餐送来了。另外……列寧同志的医生来电，说伊里奇同志想和您聊聊义大利局势。”
    韦格纳转身：
    “告诉医生，我下午三点过去。另外，让食堂加做一份列寧同誌喜欢的红菜汤，我一起带过去。”
    窗外，柏林秋日的阳光正好。而在南方，一场由钢铁、理想和无数普通人渴望共同铸就的变革，正按照它应有的节奏，向前推进。
    当韦格纳提著保温食盒走进疗养院时，护士长迎了上来。
    “主席同志，伊里奇同志正在会客，是莫斯科来的同志，今天上午到的。”
    韦格纳脚步微顿：
    “是史达林同志吧？”
    “是的，主席同志。”
    韦格纳点点头，走向列寧同志的臥室。
    “……所以特维尔省的情况就是这样。”
    史达林的声音低沉，
    “地方干部要么强行徵收激化矛盾，要么瞒报数字討好群眾。
    这不是工作方法问题，是政治忠诚问题。”
    列寧轻轻咳嗽了一声：
    “约瑟夫，不要轻易把工作失误上升为政治问题。农民有情绪，说明我们的政策需要调整，不能总靠枪桿子……”
    “但软弱会助长富农的气焰。”
    史达林坚持道，
    “我建议从格別乌抽调干部组成特別巡视组，对那些明显消极执行政策的省委进行改组。非常时期需要非常手段。”
    韦格纳敲了敲虚掩著的门。
    “卡尔？”
    列寧脸上露出笑容，
    “进来吧，正好约瑟夫同志也在。”
    韦格纳推门而入，他看见列寧靠坐在临窗的躺椅上，身上盖著毛毯，脸色確实比上次见面时好了不少，眼睛也重新有了神采。
    史达林坐在对面的扶手椅里，身体前倾著。
    见到韦格纳进来，史达林立刻站起身，两人握手时，韦格纳注意到这位苏联同志的手掌厚实有力，握得很紧。
    “史达林同志什么时候到的柏林？”
    韦格纳把食盒放在茶几上，
    “也不提前说一声，我们好安排接待。”
    “昨天深夜的火车。”
    史达林重新坐下，
    “主要是来看看伊里奇同志的身体，顺便……匯报一些莫斯科的情况。”
    他顿了顿，补充道，
    “义大利的事情，我们在莫斯科也高度关注。打得漂亮。”
    “卡尔，你的电报我看了。”
    列寧端起茶杯，没有喝，只是暖著手，
    “『边打边建，巩固为主』——这个思路很好。”
    韦格纳在列寧对面的小凳上坐下。史达林则坐在侧面的椅子上认真的倾听著。
    “是被现实教育出来的耐心。”
    韦格纳苦笑，
    “我们原以为打垮边境守军后，可以喘口气整顿一下解放区。结果群眾们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成千上万人往解放区跑。
    前线同志发电报问：人民推著我们走，怎么办？”
    列寧的眼睛亮了：
    “人民推著走……说得好。这说明你们的土地改革、工厂委员会这些政策，打中了要害。
    法西斯统治下的人民不是麻木的，他们知道什么对自己好。”
    “但问题也在这里。”
    “意共的组织基础太薄弱。现在解放区八十万人口，他们能抽调的骨干只有一百多人。
    如果我们一口气打到罗马，那就是把一个两千万人口的国家，交给一个连政权都凑不齐班子的党。”
    史达林的话切中要害：
    “韦格纳同志，你担心的是接管能力。但有没有另一种可能：
    快速军事胜利本身，会催生出新的干部？就像內战时期，许多红军指挥员昨天还是工人农民，在战斗中学会了指挥，在胜利中建立了威信。”
    韦格纳看向史达林，发现对方正认真地看著自己。
    “有可能。”
    韦格纳承认，
    “但那是军事干部。
    史达林同志，我们现在缺的不是能打仗的人，是能建设的人。能丈量土地、能记帐、能办扫盲班、能组织合作社的人。
    这些技能不是在战壕里能学会的。”
    他转向列寧：
    “伊里奇，您还记得苏联新经济政策刚推行时的情况吗？
    突然允许自由贸易，结果许多党员干部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管理市场，要么粗暴禁止，要么放任自流。
    最后不得不启用大量旧专家——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骨子里还是怀念沙皇的。”
    列寧缓缓点头：
    “是的……建设比破坏难十倍。
    破坏只需要勇气，建设需要知识、耐心，还有承认自己不懂的谦虚。”
    “所以我才坚持慢下来。”
    韦格纳说，
    “每打下一个地方，就停下来，花点时间，帮意共在那里建立一个稳固的行政部门。
    培养一批意共自己的干部，让百姓亲眼看见新政权带来的好处。等这个根据地巩固了，再往前推一步。”
    “核心要压实，才能越来越壮大。如果只追求速度，政权看起来不小，但里面是松的，一撞就碎。”
    史达林沉思片刻，缓缓点头：
    “从巩固后方、积累经验的角度看，確实更稳妥。不过……”
    他话锋一转，
    “国际窗口期不会永远打开。如果英美法完成了內部协调，决心干预呢？”
    “那就更证明慢推是对的。”
    韦格纳笑了，
    “如果外国干涉军来了，他们是希望面对一个刚刚占领、人心浮动、到处是破坏和饥荒的义大利，还是希望面对一个已经完成土改、工厂復工、民眾真心拥护解放区的义大利？”
    列寧轻轻拍了下扶手：
    “卡尔说到点子上了。战爭最后打的还是人心和后勤。
    一个稳固的解放区，不仅能提供兵源和粮食，还能成为意识形態的灯塔——让干涉军士兵看看，他们为之战斗的『旧秩序』是什么样子，而我们带来的『新世界』又是什么样子。”
    列寧看向史达林：
    “约瑟夫，这方面德国同志比我们有经验。
    他们在法国问题上的处理就很巧妙：既支持革命派，又不直接出兵，让法国资產阶级政府內外交困。
    现在这个『慢推』策略，是同一种思路的延伸——用时间换空间，用建设巩固胜利。”
    史达林没有再反驳。他合上笔记本，做了个简洁的总结：
    “那么，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就是配合德国的节奏，在宣传和外围支援上发力。
    我会通知各国支部，特別是法国和西班牙的同志，加强对义大利革命的声援，牵制资產阶级政府的注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