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基命先开口，声音沉稳如古钟。
    “回陛下，臣已详阅陈编修奏疏。其中援引史鑑，剖析王安石变法之失，確有见地。”
    “『言责制』之论，亦切中时弊。”
    老首辅顿了顿，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精光。
    “然我朝典章制度，乃列祖列宗百年积淀所成。”
    “科道风闻奏事，本为广开言路，使下情上达。”
    “若强令言者必负其责，恐寒忠諫之心，塞圣听之路。”
    “且举荐连坐之法，古虽有之，然人才难得，若因一人之失而累及举主，恐日后朝中无人敢举贤才，反成壅蔽之患。”
    陈志远垂首静立，心中瞭然。
    成基命这番话，看似公允，实则全盘否定。
    “广开言路”是顶大帽子，“塞圣听之路”是重罪指控，“无人敢举贤才”更是直接点出了朱由检目前最焦虑的问题，
    袁崇焕案后，朝臣噤若寒蝉，辽东帅位虚悬数月，竟无人敢荐。
    朱由检眉头微蹙，没有表態，看向周延儒。
    “周先生以为呢？”
    周延儒今年不过四十出头，面容清癯，目光锐利。
    他出列半步，声音清朗。
    “臣以为，陈编修奏疏中，『朋党之害，史鑑昭昭』八字，可谓振聋发聵。”
    “当今朝堂，確有门户之见，各怀私心。”
    他话锋一转。
    “然治大国如烹小鲜。王安石变法之败，非仅因『言责』不明，更在操之过急，更张太骤。”
    “今若骤改百年成法，强推『言责连坐』，恐朝野动盪，非国家之福。”
    周延儒抬眼，目光扫过陈志远，语气变得意味深长。
    “且陈编修以翰林清贵之身，论及吏治军务，虽精神可嘉，然毕竟未歷州县，不諳实务。”
    “纸上得来终觉浅，古人之言，当慎思之。”
    这话更毒。
    先是捧一句“振聋发聵”，接著用“操之过急”暗指陈志远年轻冒进，再用“未歷州县，不諳实务”直接否定其建言资格。
    最后“纸上得来终觉浅”，更是將整篇奏疏贬为书生空谈。
    陈志远感觉到朱由检的目光落在了自己身上。
    那目光如有实质，带著审视、怀疑，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期待。
    “陈志远。”朱由检开口，声音不高，但平台上每个人都听得清楚。
    “你的奏疏，朕看了三遍。”
    陈志远躬身：“臣惶恐。”
    “惶恐？”朱由检嘴角扯出一个几不可察的弧度。
    “朕看你写奏疏时，並不惶恐。『言者必负其责，行者必担其行，举者必保其举』，这话说得多响亮。”
    “你告诉朕，若朝中上下皆依此而行，袁崇焕之事，可否避免？”
    问题如刀，直刺要害。
    成基命和周延儒同时垂下眼帘。
    陈志远沉默片刻，抬起头，迎著朱由检的目光。
    “回陛下，臣不敢妄断已成之事。”
    “然若『言责制』早立，则五年平辽之诺，袁督师或不敢轻许。”
    “举荐袁督师者，或不敢不察其能。”
    “弹劾袁督师者，或不敢不列实据。”
    “如此，则事有分明，责有攸归，不致如现今这般——陛下圣心独断，却负天下之谤。”
    “朝臣各执一词，却无一人肯担罪责。”
    平台上一片死寂。
    北风颳得更紧了，吹得眾人袍袖猎猎作响。
    朱由检盯著陈志远，目光锐利如鹰。
    良久，他缓缓道：“你说得轻巧。朕若早立此制，袁崇焕不敢许诺，那辽东之事，谁去担当？”
    “满朝文武，可有一人敢立军令状？”
    陈志远道：“正因无人敢立，才见虚妄。”
    “陛下，五年平辽，本就是不可能之事。”
    “建州坐大已非一日，辽东经多年战乱，城垣残破，军户逃亡，钱粮匱乏。”
    “纵使孙武復生、白起再世，亦不敢言五年可復全辽。”
    “袁督师敢许此诺，非真有把握，乃迎合上意耳。”
    “大胆！”周延儒厉声呵斥。
    “陈编修，你竟敢妄议军国！”
    成基命也沉声道。
    “陈编修，陛下面前，慎言。”
    朱由检却抬了抬手，制止了二人。
    他看著陈志远，眼神复杂。
    “你的意思是，袁崇焕欺君？”
    陈志远道：“臣不敢妄断。臣只想说，若当时有『言责制』，则袁督师许诺时，必有朝臣问。”
    “五年之期，依据何在？兵员几何？粮餉何出？”
    “若不成，当何罪？若诸事不明而轻许，则为欺罔。”
    “若诸事已明仍许，则为忠勇。是非曲直，一目了然。”
    “何至於今日——袁督师下狱，举荐者下狱，弹劾者亦遭非议，陛下圣裁却招致物议沸腾？”
    “皆因当初诺言轻许，责任不明。”
    朱由检沉默了。
    他背著手，在平台上踱了两步。
    风捲起他明黄色的袍角，露出一双已经磨损的靴子。
    这个细节被陈志远捕捉到了——史载朱由检节俭，常服不过数套，靴子破了也捨不得换。
    “责任不明……”
    朱由检低声重复这四个字，忽然转身。
    “陈志远，你奏疏中说，『言责制』古已有之。”
    “舜命禹治水，禹立军令状；汉武用卫霍，明定赏罚。”
    “这些朕都知道。但你告诉朕，具体到本朝，该如何做？”
    “难道让每个上奏的官员，都先立军令状？”
    “难道让每个举荐的大臣，都签字画押，担保所举之人？”
    一连串的问题让陈志远真实感受到了朱由检的急躁、务实的一面。
    陈志远道：“陛下，立军令状、签字画押，皆是形式。”
    “臣以为，关键不在形式，而在精神——官员当为自己的言行负责。”
    “此乃为官最基本之要求。”
    “最基本？”朱由检冷笑。
    “你可知朝中每日多少奏疏？通政司每日递进不下百本，朕每本皆看，常至夜半。”
    “若每份奏疏都要官员『负责』，那还办不办事了？”
    陈志远道：“正因奏疏太多，才需负责。”
    “陛下，若令言者必负其责，则上奏者必三思：此言是否有据？此事是否属实？此策是否可行？如此，则虚言自消，实言方出。”
    朱由检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你的意思是，让官员们说话前先想清楚？”
    “不只如此。”陈志远深吸一口气。
    “陛下，言责之要，不在『言』而在『行』。”
    “官员不能只夸夸其谈，必得言之有物。”
    “而欲言之有物，必先知其所以然。欲知其所以然，则需调研。”
    “调研？”朱由检皱眉。
    “何谓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