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疏开篇，陈志远並未直接抨击晋商，反而从最基础的商贾营生说起。
    “臣观歷代货殖列传，商贾之道，无非『贱买贵卖，周流天下』。”
    “其利之源，在於互通有无。边贸之所以利厚，盖因关內外物產迥异。”
    “中原之茶、布、瓷、药，塞外所无；塞外之马、皮、参、珠，中原所罕。贩运其间，利可十倍。”
    他写得很慢，字字斟酌。
    “然此寻常贸易，虽利厚，亦有极限。”
    “一引茶百斤，自江南至张家口，运费、关税、损耗、人情打点，去其大半。”
    “纵有十倍之利，净得亦不过二三。若仅凭此，范永斗何以家资百万？王登库何以隨手捐银数万？”
    这是关键一问。
    陈志远继续写道：“故臣以为，晋商之巨富，非赖茶布常贸，必有他途。”
    “而边关最忌、朝廷最严者，莫过於两样：一曰军器物资，二曰情报消息。”
    “硫磺、硝石、生铁，中原价贱，出关价昂。盖因建州缺此物以铸兵、製药。”
    “一石硫磺，宣府市价五两，出关可售五十两，若逢战事，百两亦可得。”
    “生铁亦然。此等暴利，百倍於茶布，商贾岂能不动心？”
    “再者，商队行走关內外，沿途关隘戍堡、兵马多寡、粮草储备、道路虚实，皆可窥探。”
    “此等军情，於朝廷为机密，於建州则为至宝。”
    “若以消息换金银，其利又不可计量。”
    写到这里，陈志远顿了顿。
    他知道这些推断，在朝中那些读圣贤书出身的官员看来，近乎诛心之论。
    他们会说：商贾虽逐利，焉敢冒诛九族之险？
    他们会举出晋商捐粮助餉的善举，证明其忠义。
    所以，他必须解释清楚。
    为什么这些人会鋌而走险。
    “或问：既有茶布之厚利，何须犯禁以求险利？臣答：非其欲为，乃不得不为。”
    陈志远笔锋一转，开始剖析边贸的实际运作。
    “边关贸易，非如市井买卖，付钱取货即可。”
    “自货物出產地至边市，千里之遥，关卡林立。”
    “州县抽分，钞关徵税，巡检司盘查，守备司验引，每一处皆需打点。”
    “若无沿途官吏放行，寸步难移。”
    “至边关，尤甚。守关將吏，手握查验之权。”
    “文牒可严可松，货物可扣可放，全在彼一言。”
    “商队若想顺遂，须与关吏结好。年节孝敬，日常供奉，乃成常例。”
    “此非晋商独有，凡边贸商贾，皆须如此。”
    这是第一层勾连。
    商人与地方官吏、边关守军的利益输送。
    陈志远写得越发深入。
    “然仅止於此，尚不足以成巨富，亦不足以保平安。盖因边贸利润愈厚，覬覦者愈眾。”
    “地方豪强可勒索，竞爭对手可构陷，言官御史可风闻弹劾。”
    “若无朝中奥援，一旦事发，顷刻间家破人亡。”
    他举了几个例子，虽未指名道姓，但朝中老人一看便知。
    “嘉靖年间，大同商人李贄，经营马市二十年，家资颇丰。”
    “因未打点妥当，被巡按御史弹劾『私通北虏』，下狱论死，家產抄没。”
    “万历初年，宣府商人赵全，亦因得罪朝中某给事中，被参『夹带违禁』，虽查无实据，然狱中瘐毙，商號瓦解。”
    “此二例，臣查史馆旧档得知。”
    “可见边商之险，不在关外虏骑，而在朝中弹章。”
    “若无京城助力，纵有万贯家財，不过俎上鱼肉。”
    至此，陈志远点出了核心。
    晋商勾结朝臣，非为谋利扩张，首为自保求生。
    “既需朝中奥援，当如何结纳？”陈志远继续剖析。
    “无非三途。”
    “一曰乡谊。晋商多山西籍，山西籍官员於朝中自成一体。同乡之谊，天然亲近。”
    “商人资助同乡寒士科举，官员得第后投桃报李，此常情也。”
    “二曰姻亲。商贾富而无贵，愿与官宦联姻，以增门楣。”
    “官员清贫而贵，需商家资助，以充用度。”
    “宣府总兵王承胤娶王登库族女，即属此类。”
    “如此，武將与商人即成一家，边关查验，自然便利。”
    “三曰利益输送。此最直接，亦最隱秘。或赠金银，或送乾股，或代为经营田產，或资助子弟挥霍。”
    “官员得实惠，商人得庇护。彼此心照，不立文字。”
    陈志远写到这里，笔尖微颤。
    他知道自己正在揭开一个巨大的黑幕。
    这黑幕不仅罩在晋商头上，也罩在整个大明的官僚体系之上。
    “此三途交织，遂成网络。地方官护其行商，边將予其便利，朝官为其发声。”
    “商人则反哺金银，供应边军粮餉並从中牟利，资助官员用度。”
    “一环扣一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故郑三俊、张继孟、侯恂等人，为晋商慷慨陈词，非必尽收其贿。”
    “或有乡谊，或有旧情，或受同年请託，或虑及山西稳定。”
    “更或——彼等自身虽未直接收受，其亲友门生，未必乾净。”
    “牵一髮而动全身，故竭力维护。”
    这才是最可怕的。
    腐败已非个別人之贪慾，而是织入制度肌理的共生关係。
    晋商需要官员的保护以生存牟利，官员需要商人的供奉以维持体面、经营关係、应对官场开销。
    哪怕清廉自守者，身处此网中，亦难独善其身。
    陈志远写完官商勾结的运作机制，开始触及最根本的问题。
    为何会如此？
    “陛下或问：朝廷有御史科道，有监察制度，有《大明律》在，岂容官商勾结至此？”
    他给出了答案——一个残酷的答案。
    “因我朝官员俸禄，实在微薄。”
    “正一品官，年俸米一千石，折银不过数百两。”
    “然京城居，大不易。宅邸、车马、僕役、衣冠、交际、年节馈赠，在在需银。”
    “仅靠俸禄，虽一品大员，亦难免捉襟见肘。”
    “至於州县小吏，俸银不足养家，若不取於民间，何以存活？”
    这是经济基础。
    低俸禄制度，迫使官员寻求额外收入。
    而商人的供奉，是最直接的来源。
    “其次，考核之制，重表面而轻实效。”
    “州县官考成，以钱粮徵收、刑名结案为要。”
    “至於民生疾苦、边防实情，难入考评。”
    “故官员多忙於应付上文，而无暇深入下情。”
    “商人能助其完成钱粮之数，自然受倚重。”
    “其三，言官风闻奏事，可捕风捉影，而无须担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