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家李管事气得脸色发白，带著两个伙计转身就走。
    礼盒没送出去，还当眾被呵斥了一顿，这脸丟大了。
    巷子两边的门缝又悄悄合上了。
    陈志远站在院门口，看著那三人消失在胡同口，这才关上门，插上门閂。
    回到屋里，他坐在椅子上，给自己倒了碗凉水。
    晋商的人居然敢直接找上门来贿赂，而且这么明目张胆。
    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在京城已经囂张到了什么程度。
    说明他们根本没把他这个翰林院修撰放在眼里——或者说，他们觉得，只要钱给够了，什么官都能买通。
    更让陈志远心惊的是，他们怎么这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住处？
    他从平台奏对到现在，不过几天时间。
    大明朝的朝堂，早就漏成筛子了。
    什么机密，什么军国大事，只要出了乾清宫的门，用不了一个时辰，该知道的人全知道了。
    袁崇焕案为什么那么难查？
    因为从一开始，各方势力就都收到了消息，都开始布局，都开始互相攻訐。
    辽东的军情为什么总是失真？
    因为边將知道朝廷里有人会泄露消息，所以乾脆报假消息，或者不报。
    皇帝每天在深宫里批阅奏章，以为自己掌控一切。
    其实他看到的，都是別人想让他看到的。
    陈志远想起一件事。
    天启年间，魏忠贤掌权时，有个御史弹劾阉党，奏疏还没送到通政司，魏忠贤就已经知道了內容。
    结果那个御史刚出家门，就被东厂的人堵在巷子里，打个半死。
    后来不了了之。
    这就是大明朝的政治生態。
    没有秘密。
    只有利益。
    他想起小时候歷史课本上的內容——明朝中后期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苏州、松江的纺织作坊，有僱工数十人甚至上百人。
    景德镇的瓷器工场，分工细致，產量巨大。
    山西的票號，已经开始了匯兑业务。
    看起来，好像真的有那么点“萌芽”的意思。
    可后来课本改了，这段內容刪了。
    为什么刪？
    因为研究深入了才发现，明朝的这种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和欧洲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欧洲的商人，赚钱之后想的是扩大生產，改良技术，开拓市场。
    他们组建公司，制定章程，爭取自治权，甚至敢跟国王叫板。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东，敢为了利润跟西班牙打仗。
    英国的商人，敢在议会里跟贵族爭权。
    因为他们有一个共识：钱是我们自己赚的，权力得我们自己爭。
    可大明的商人呢？
    赚了钱，第一件事是买地。
    买地干什么？
    当地主。
    为什么当地主？
    因为士农工商，商是末流。
    再有钱，见了七品知县也得跪下磕头。
    只有买了地，当了地主，才能让子弟读书，考科举，当官。
    只有当官，才能改变身份，才能保护家產。
    所以大明的商人，最终都会变成地主，变成士绅，变成官僚体系的一部分。
    他们不会去挑战这个体系。
    他们只想钻进这个体系，成为这个体系的一部分。
    晋商就是典型。
    范永斗、王登库这些人，赚了钱，第一件事就是在山西买地，在当地修祠堂，捐功名，跟官员结亲，送子弟读书。
    他们不是在培养资本家。
    是在培养士大夫。
    是在把自己的家族，从商人阶级提升到士绅阶级。
    所以他们不会去爭取商人的权利，不会去推动商业制度的改革。
    他们只会用钱开路，贿赂官员，寻求保护。
    这种“资本主义萌芽”，长出来的不是资本主义的树。
    是封建主义的藤。
    攀附在权贵身上，吸国家的血，肥自己的腰包。
    等国家倒了，他们换个主子继续攀附。
    明亡之后，八大晋商变成满清的八大皇商，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陈志远放下笔，走到窗前。
    窗外是北京城的黄昏，炊烟裊裊，市井喧囂。
    看起来一片太平。
    可他知道，这片太平底下，是即將喷发的火山。
    土地兼併到了极限，自耕农大量破產。
    手工业受白银危机衝击，作坊倒闭，工匠失业。
    商业被层层盘剥，商人只想捞快钱，没人想做长线生意。
    而朝廷还在加税，还在党爭，还在粉饰太平。
    这样的局面，还能撑几年？
    十年？
    十四年。
    他回到书桌前，铺开奏疏用纸。
    这一次，他要写奏疏。
    是关於今天晋商上门贿赂的事。
    他要主动上报。
    在大明朝的政治生態里，有一个潜规则：先告状的先占理。
    不管你有没有理，只要你先上疏，先把事情说出去，你就占了先机。
    后手的人，再说什么都像是狡辩。
    所以陈志远必须抢在晋商前面，把今天的事报上去。
    告诉朱由检：晋商来贿赂我，我严词拒绝了。
    这样，以后如果有人弹劾他“收受晋商贿赂”，这份奏疏就是最好的证明。
    写完奏疏，天已经黑了。
    陈志远点起油灯，又检查了一遍。
    確认无误后，他封好奏疏，准备明天一早就送通政司。
    乾清宫里，朱由检正在看陈志远之前那份《论生產力、生產关係与生產资料之具疏》。
    他已经看了三遍了。
    每看一遍，心里就震动一次。
    这份奏疏太特別了。
    没有引经据典，没有空谈道理。
    就是摆事实，列数字，讲逻辑。
    从陕西的流民，说到江南的纺织；从山西的土地兼併，说到边关的军餉拖欠。
    所有的例子都真实可查，所有的分析都直指要害。
    最让朱由检震撼的，是陈志远提出的那三个概念：生產力、生產关係、生產资料。
    这三个词，他以前没听过。
    但意思，他看懂了。
    生產力就是创造財富的能力。
    生產关係就是人和人在生產中的关係。
    生產资料就是生產需要的东西。
    很简单，很直白。
    可就是这三个简单的概念，把大明朝的问题说透了。
    为什么陕西会闹流贼？
    因为土地被藩王占了，农民没地种，生產力没了。
    为什么江南的纺织业发展不起来？
    因为匠户被束缚著，官营织造局垄断著，生產关係僵化了。
    为什么朝廷总缺钱？
    因为钱都流到少数人手里了，生產资料分配失衡了。
    这些道理，朱由检以前隱隱约约感觉到过。
    但他说不清楚。
    现在陈志远替他说清楚了。
    而且说得明明白白，无可辩驳。
    朱由检放下奏疏，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