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养院在城郊的一座小山脚下，环境清幽，古木参天。
    周天明把车停在门口，下车，走到传达室。看门的老头认识他，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只是指了指里面。周天明点了点头，走了进去。
    疗养院不大，几栋低矮的小楼掩在梧桐树后面，安静得像一座公园。周老住在最后一栋小楼的一层，两间房，一个客厅，一个臥室，简单得有些寒酸。周天明走到门口，深吸一口气，按了门铃。
    门开了，是堂姐。她看到周天明，愣了一下，然后皱起了眉头。“你怎么来了？”她的声音很冷，冷得像冬天的风。
    周天明说：“姐，我来看看伯父。”
    堂姐挡在门口，没有让开。“爸不想见你。你走吧。”
    周天明低下头，声音有些沙哑。“姐，我有急事。你让我进去，就跟伯父说几句话。”
    堂姐看著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你等著。”她关上门，进去了。
    周天明站在门口，等著。走廊里很安静，只有墙上时钟的滴答声。他听到里面传来低低的说话声，听不清说什么。过了很久，门又开了。这次出来的不是堂姐，是周老的秘书，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著一副黑框眼镜，表情严肃。
    “周总，老首长说，不见。”
    周天明的心沉了下去。他看著秘书，目光里有哀求。“林秘书，你帮我跟伯父说，就说我有重要的事，求他见我一面。”
    秘书摇了摇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老首长说了，组织的事，找组织说。他不管了。”
    周天明愣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秘书看了他一眼，转身进去了，关上了门。周天明站在门口，望著那扇紧闭的门，心里像堵了一块石头。
    他想起伯父年轻时在战场上的样子，想起伯父把他从乡下接到城里上学的情景，想起伯父送他去当兵时拍著他的肩膀说“好好干，別给家里丟脸”。他想起那些年伯父对他的期望，想起那些年他对伯父的欺骗。他辜负了伯父。他不仅辜负了伯父，还把伯父的脸丟尽了。
    他缓缓地跪了下去。
    走廊里的地砖很硬，膝盖磕在上面，发出一声闷响。他没有起来，就那样跪著，低著头，一动不动。走廊里偶尔有人经过，看到他，愣了一下，又匆匆走了。
    堂姐打开门，看到他跪在那里，眼眶红了。她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关上了门。
    门內，周老躺在床上，闭著眼睛。他的眼泪从眼角滑下来，顺著皱纹淌，滴在枕头上。他的手在发抖，嘴唇在哆嗦，但他说不出话。堂姐走过去，握住他的手，轻声说：“爸，他还在外面跪著。”
    周老没有说话。他的眼泪流得更凶了。
    过了很久，周老睁开眼睛，看著天花板，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他走到今天，是我害了他。”
    他的声音很轻，轻得像在自言自语，“他小的时候，我惯著他。他犯了错，我替他兜著。他惹了事，我替他摆平。我以为这样是对得起他爸，没想到，是我害了他。”
    堂姐的眼泪也流下来了。“爸，不是你的错。是他自己走错了路。”
    周老摇了摇头，没有说话。
    门外，周天明还跪著。他的膝盖已经麻木了，但他没有起来。他知道，伯父不会见他了。但他不能走。他走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太阳从东边升到正中，又从正中落到西边。
    周天明跪在那里，一动不动。他的影子从长变短，又从短变长。疗养院的工作人员来劝他，他不走。堂姐出来看了他几次，每次都红著眼眶回去。
    傍晚时分，天边起了云，风也凉了。秘书走出来，站在他面前，嘆了口气。“周总，老首长说了，让你回去。他说，他帮不了你。你要是有问题，就去找组织。组织会给你一个公道的。”
    周天明抬起头，看著秘书。他的眼睛布满血丝，嘴唇乾裂，脸色白得像纸。他想说什么，但嘴唇动了动，没有发出声音。秘书弯下腰，扶他起来。他的膝盖已经不听使唤了，站了好几次才站稳。
    他站在门口，望著那扇紧闭的门，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转身，一步一步地走出了疗养院。
    上车的时候，他的手在发抖。他握著方向盘，很久没有发动车子。车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疗养院的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他透过车窗，望著伯父房间的那扇窗户，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看不到里面。
    他发动车子，驶出了疗养院。
    回平江的路很长。天已经完全黑了，高速公路上车很少。周天明一个人开著车，望著前方黑漆漆的路，心里空落落的。伯父不见他，伯父帮不了他。组织的事，找组织说。他知道，组织不会给他公道，组织只会给他一副手銬。
    手机响了，是钟志豪打来的。“周总，你在哪？”
    周天明说：“在路上。回平江。”
    钟志豪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周总，刘志那边，有消息了。他在省纪委交代了。交代了很多事。”
    周天明没有说话。他掛断电话，把手机扔在副驾驶上。车子继续往前开。夜色沉沉，前方看不到尽头。
    刘志坐在审讯室冰冷的椅子上，低著头，不看任何人。面前的水换了又凉，凉了又换，他一口没喝。
    他的脸色灰白，眼窝深陷，鬍子拉碴，像一具被抽空了灵魂的躯壳。他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
    也许在想那些海外帐户里的钱，也许在想被带走那天早晨妻子惊恐的眼神，也许在想周天明那条“该准备b计划了”的简讯。但不管想什么，他始终没有开口。
    何冰不急。他审讯过比刘志级別更高的干部，知道这种人需要时间。他们不是不开口，是还没想明白。他们需要想明白——组织已经掌握了多少证据，自己还能扛多久，扛下去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