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密使是新月国人。
    不是正式外交访问，是通过一个中间渠道联繫过来的，说巴格达那边有人想见奥马尔，想聊一件事，问利比亚这边方不方便。奥马尔让马哈茂德先见了一次，马哈茂德回来，把情况说了：来的人叫哈立德，是巴格达石油部的一个副司长，真实身份是復兴党內部负责经济战略的一个中层，来的目的就一件事，想知道利比亚的石油谈判是怎么打贏的。
    “他想学，”马哈茂德说，“他们在和几家西方公司谈新的分成协议，谈了八个月，还在原地，他来看看我们做了什么。”
    “新月国家石油公司的谈判，”奥马尔说，“他们有自己的班子，来问我们，说明他们自己的班子告诉他们用的那套方法不够用了。”
    “他说得很直，”马哈茂德说，“不是那种拐弯的，进来就问，问题也准，我看了一下他的背景资料，是在苏联留过学的，工科底子，做事实际。”
    “见，”奥马尔说，“明天，就我们两个人，不要安排太多人，越少越好。”
    马哈茂德把这个消息带回去，第二天那个哈立德来了，进来的时候脸上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握了手，坐下，直接说：“我在开罗读到了你们和埃克森最后那份协议的公开摘要，我想知道那份摘要背后是怎么谈的。”
    奥马尔看了他一眼，这个开场他喜欢。
    “你们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奥马尔说，“先说你们的问题，再说我们怎么做的，顺序不能反。”
    哈立德停了一下，把这个要求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然后开口，“我们有三家公司在谈，鹰国一家，雾岛一家，风车一家，我们要的是把分成比例从现在的四六变成六四，他们不同意，已经谈了八个月，对方每次都说在研究，研究完告诉我们需要更多时间，”他顿了顿，“我们等了八个月，没有等到一个实质的进展。”
    “他们在耗，”奥马尔说，“你们知道。”
    “知道，”哈立德说，“但我们不知道怎么让他们停止耗。”
    奥马尔在椅子上动了一下，“他们耗，是因为他们判断你们耗不起，他们认为时间在他们那边，”他说，“这个判断要打掉，不是用嘴打，是用事实打，让他们看到时间其实在你们那边，或者至少，让他们不確定时间到底在谁那边。”
    “怎么让他们看到，”哈立德说。
    “你们最近有没有和任何一家非西方的石油公司接触过，哪怕是礼节性的，”奥马尔说，“龙国、苏联、或者其他任何一家？”
    哈立德沉了一下，“礼节性的，有，苏联那边有过几次接触，但没有实质推进。”
    “那就让那个接触变得可见，”奥马尔说，“不是真的要和苏联签合同，是让那三家公司看到你们在和苏联谈，看到你们的选项不止他们三家，”他停了一下，“人在谈判桌上会耗，是因为他们认为你们离开不了这张桌子，你们一旦让他们觉得你们隨时可以离开，这张桌子对他们来说就变了。”
    哈立德把这段话听完，没有立刻回应，把它在脑子里放了一会儿，“这个我们想过，但担心弄巧成拙，如果他们认为我们是虚张声势——”
    “他们会认为的，”奥马尔说，“最开始他们一定认为是虚的，这没有关係，重要的不是让他们相信，是让他们不確定，不確定就会开始计算风险，开始计算风险就会开始动，”他停了一下，“你们在这场谈判里输掉的每一个月，都是因为他们百分之百確定你们不会走，你们要做的，是把这个百分之百变成百分之八十，这二十个百分点，就够了。”
    哈立德在椅子上，把那个“二十个百分点”在脑子里压了一下，“利比亚当时做了什么具体的动作。”
    “我们在1973年，”奥马尔说，“让一家龙国的採矿设备公司和我们签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出现在利比亚的公开採购公告里，任何人都能查到，那几家西方石油公司查到之后，回来谈判的节奏快了，”他停了一下，“不是一夜之间快的，是三个月里慢慢快的，因为他们花了三个月评估那份合同，评估完得出的结论是：这件事是认真的。”
    哈立德把这段话消化了一遍，“你们是真的让那家龙国公司进来了。”
    “进来了，”奥马尔说，“而且做得很好，所以那份合同不只是个信號，它本身也有用，”他看了哈立德一眼，“信號要是真的，才能发得久，发假的，撑不过第一次查。”
    这一段话说完，两个人在那个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不是尷尬的安静，是那种一件事说到某个节点之后自然出现的停顿，说的人知道说完了，听的人知道需要时间消化。
    哈立德先开口，“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他说，“你们打贏那场谈判之后，鹰国和雾岛的反应，我们从外面看到的，和实际上是一样的吗？”
    “大差不差，”奥马尔说，“他们评估多米诺效应，联繫盟友，盟友没跟，然后接受，然后谈补偿，”他停了一下，“雾岛那边我给了他们一个十年优先渠道，折扣价，他们收下了，现在是个长期买家，不是敌人。”
    哈立德听到这里，表情里有一点什么出来了，不是惊讶，是那种一个做了很多年局部的人，突然看到了更大的图的时候，会有的那种表情，“你给了他们一个台阶，”他说，“所以他们没有把这件事变成一个持续的问题。”
    “给了台阶，”奥马尔说，“但台阶是我定的高度，不是他们要的高度，这个区別很重要。”
    哈立德把“台阶的高度”这四个字在嘴里过了一遍，点了点头，然后又问了第三个问题，“谈判僵局里，你们有没有遇到对方直接撤出谈判桌的情况。”
    “有，”奥马尔说，“一次，撤了將近六个月。”
    “你们怎么处理的，”哈立德说。
    “什么都没做，”奥马尔说，“就等著，”他看了哈立德一眼，“这是最难的部分，因为什么都不做，在外部看来像是示弱，国內会有压力，会有人说要主动出击，要通过外交渠道发信號，要让对方知道你们不怕，”他停了一下，“这些压力你要顶住，一个都不能让，因为一旦你主动做了什么，对方就知道你坐不住了，那六个月里你积累的所有优势就白费。”
    “六个月，”哈立德说，“你怎么知道要等多久。”
    “不知道，”奥马尔说，“等的时候不知道，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他们回来是因为他们在別处出了问题，需要利比亚这边有一个稳定结果，所以他们回来了，而且回来的时候条件比他们撤之前更接近我要的那个，”他停了一下，“如果你等不住，想主动接触，那就在等的时候把自己的准备做更扎实，把那段时间用来做他们回来之后你要打的那套方案，等他们回来，你比他们更准备好。”
    哈立德把这段话整个消化了一遍，沉了大概十秒，“你们那六个月，”他说，“做了什么。”
    “扩建了费赞矿区，”奥马尔说，“推进了和龙国的设备合同，让卡里米带队把下一阶段的谈判方案做了三个版本，针对三种不同的回来方式各准备一套，”他停了一下，“他们回来的方式是第二种，我们用了第二套。”
    这个细节让哈立德停了一下，“三套方案，”他说，“你在等的时候，已经在为他们不同的回来方式做准备了。”
    “等，不是什么都不想，”奥马尔说，“是什么都不动，但什么都在想。”
    哈立德把这句话在脑子里压了一下，没有立刻开口，然后把话题转到了伊拉克自己的具体情况上，两个人又谈了將近四十分钟，谈了几个具体的操作细节，哈立德问，奥马尔答，没有废话，你来我往，乾净。
    哈立德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利比亚做到的这件事，”他说，“在开罗、在巴格达、在利雅得，很多人在看，有人说你们运气好，有人说你们只是赶上了好时候，”他停了一下，“我今天来了，我知道不是。”
    奥马尔送他到走廊，“运气和时机，”他说，“都是真的，但运气和时机给的是一个开口，从那个开口里走多远，是另一件事。”
    哈立德点了点头，走了。
    马哈茂德进来的时候，奥马尔正在把桌上的茶杯收拾了，“说完了？”马哈茂德说。
    “说完了，”奥马尔说，“他回去有事做了。”
    马哈茂德在椅子上坐下，把今天这场会面在脑子里过了一遍，“他来之前，”马哈茂德说，“我查了一下，巴格达那边类似背景的人，来过我们这里的，他是第三个了，”他停了一下，“第一个是去年年底，第二个是今年一月，现在是他，两个月一个，频率在加快。”
    奥马尔把那个茶杯放到托盘上，“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马哈茂德说，“来的人越来越多，你花在接待这种人上面的时间也越来越多，这不是坏事，”他停了一下，“但我有时候想，你现在走的这个速度——”他顿了顿，没有把这句话说完。
    奥马尔从托盘那边转过来，看了他一眼，“继续说。”
    马哈茂德把手放在桌上，“我说不太准，”他说，“就是有时候看著你，看著这些事一件一件往前推，觉得这个速度很快，快到我有时候要想一想，这一步落下去之后，下面那块地是不是稳的。”
    “你觉得哪一步不稳，”奥马尔说。
    “不是哪一步，”马哈茂德说，“就是一种感觉，你知道我这个人，做事要先把地基夯实了才往上走，你不一样，你是同时在很多层上走，”他停了一下，“大多数时候你走得住，但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有一天某一层突然没了——”他把这句话搁在那里，没有结束，也没有解释。
    奥马尔在他对面坐下，“马哈茂德，”他说，“你五十八了。”
    马哈茂德愣了一下，“五十九，”他纠正，“上个月过了生日，你忘了。”
    “五十九，”奥马尔说，“我三十四，你比我大二十五年，你见过的事比我多，你觉得地基要夯实，这是对的，这也是为什么我需要你在旁边，”他停了一下，“但有些时候，地基夯实的方式不是先停下来打地基，是边走边夯，走得快，夯得也快，两件事同时做。”
    马哈茂德把这个说法想了一下，“听起来很好，”他说，语气里有一种他自己也没有察觉到的东西，不是不赞同，是那种一个人接受了一个说法，但那个说法並没有真正消解掉他心里某个东西的时候，会有的那种语气，“听起来是对的，”他说，“我知道你说的那种走法，你一直是那样走的，”他停了一下，“就是有时候，我跟得没那么轻鬆。”
    这句话说完，马哈茂德自己也停了一下，像是没有预期到这句话这样出来，他把手收回来，放到膝盖上，“说了没用的话，”他说，“你不用管这个，我就是说说。”
    “不是没用的话，”奥马尔说。
    两个人在那个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窗外的的黎波里是一个普通的下午，有风，不大，把窗帘的边角轻轻掀了一下，然后放下，然后又掀了一下。
    马哈茂德先站起来，把椅子往桌下推了推，“今晚那个文件，”他说，语气回到了工作的那种，“预算那个，我今天下午能签完，你要不要先看一遍再给我。”
    “你签就行，”奥马尔说，“这个你判断。”
    马哈茂德点了点头，拿起桌上他自己的文件夹，往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没有回头，“五十九，”他说，“是老了点。”
    然后他走出去了，把门带上。
    奥马尔在那个椅子上坐了一会儿，把马哈茂德刚才说的那些话在脑子里重新过了一遍，不是去分析，是去感受一下那些话的形状。
    “跟得没那么轻鬆。”
    这句话他听进去了，放在心里的某个地方，没有放在显眼的地方，但也没有扔掉。马哈茂德这个人，他见过的奥马尔的全部，从政变前那个在地下室里规划一切的年轻人，到现在这个坐在的黎波里这间办公室里接待各国密使的人，中间那些年，每一步他都看见了。他说跟得没那么轻鬆，不是抱怨，是一种他自己都没有完全意识到在说的东西。
    窗帘的边角又被风掀了一下，这次掀得稍微高一点，然后慢慢落下来。
    他想起了马哈茂德第一次来找他的时候，那是1967年，地下室，煤油灯，他把一份还没有完成的计划铺在桌上，马哈茂德进来看了一眼，什么都没说，坐下来，拿起旁边那支笔，在他觉得有问题的地方做了几个標记。他当时问：你有意见？马哈茂德说：意见等你说完再提，我先把我看到的地方记下来，怕忘了。
    那个晚上他们谈到了將近凌晨三点，马哈茂德的標记里有两处是对的，有一处他后来证明是多虑的，但那一处多虑的標记，让奥马尔在那个方向多想了两遍，多想的那两遍，发现了另一个他原来没有注意到的细节，那个细节后来用上了。
    所以多虑有时候也有用。
    他现在想的是另一件事——马哈茂德说跟得没那么轻鬆，这句话里有一个他没有说出口的东西，不是不满，不是怀疑，是一种更接近於疲惫的东西，一种走了很长的路之后，腿上的那种感觉，不是停下来，是让他知道这条腿已经走了多久。
    马哈茂德五十九岁，那双腿走了很长了。
    这件事奥马尔以前知道，但今天这句话让他知道得更真实了一点。
    奥马尔把桌上那个空茶杯看了一眼，站起来，去门口叫人把茶重新沏一壶，然后回来，把下午剩下的文件拿过来，继续做事。
    还有很多路，一起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