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墨没有再去城西。第一天，他在档案室查了一份2005年的失踪案，不是恆远地產的，是另一家建筑公司的。案卷很薄，只有两页纸。报案人是失踪者的妻子，出警民警不是马建国，是另一个人。结论不是“可能自己走的”，是“已立案，未破”。秦墨在笔记本上写下那个名字，画了一个圈。第二天，他查了一份2007年的。第三天，一份2009年的。他每天查一份，不紧不慢。老周每天给他泡茶，茉莉花茶，烫的。他喝一半，凉一半。窗外的槐树光禿禿的，枝干在风中轻轻摇晃。
    第四天，沈牧之来了。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大衣，围巾裹得很严实，手里提著两杯咖啡。
    “周末了。”
    “周末了。”
    秦墨接过咖啡，喝了一口。苦的，不加糖。
    “沈牧之，你以前是律师，帮人脱罪。现在是老师，教人法律。你后悔吗？”
    “不后悔。方诚的事之后，我不想再帮人脱罪了。我想教人別犯罪。”
    “有人学吗？”
    “有几个。不多。但有一个算一个。”
    秦墨点了点头。他放下咖啡，从抽屉里拿出方远寄来的那块石头，放在桌上。沈牧之看著那块石头。
    “你一直放在抽屉里？”
    “嗯。方远说墙不需要了，手印在，墙就在。石头在，手印就在。”
    “你以后会去城西吗？”
    “会。但不用天天去了。他们活著，好好活著。我不用盯著。”
    沈牧之拿起石头，摸了摸上面的手印。“周远山的手印。”
    “方远说是。他把墙拆了，只留下这块石头。他不希望有人去守空墙了。空墙不需要守。手印在就行。”
    沈牧之把石头放回桌上。秦墨把它装进口袋里。
    “今天不去城西？”
    “不去。今天查案。2006年的，一个叫李德明的工人，在城北的工地上失踪。”
    沈牧之坐下来。“我陪你。”
    秦墨翻开案卷。两个人低著头，一页一页地看。老周上来送茶，看到沈牧之，多放了一个杯子。沈牧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茉莉花茶。”
    “老周泡的。他泡了二十年。”
    “好喝。”
    “不好喝。但喝惯了。”
    两个人继续看案卷。窗外，天暗了。秦墨没有抬头。沈牧之也没有。
    第二天，秦墨没有去档案室。他去了中心广场。一个人，没有叫沈牧之。他把车停在路边，下了车，走到纪念碑下面，站在那里。广场上的人不多，阳光很好。他抬起头，看著碑身上刻的字。然后他低下头，看著底座下面的台阶。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块石头，放在台阶上。不是送给方诚，是放在那里。谁捡到算谁的。他不需要留了。手印在，墙就在。石头在不在，不重要。
    他转过身，走回车上。他没有回头。他发动了引擎，开往城西。不是去看人，是去看一面墙。波洛克的墙。他下了车，走进那条巷子。墙还在，画还在。那些黑色、红色、蓝色、黄色，在阳光下还是那么亮。十三个名字，他一个一个地念。念完了。他转过身，走出巷子。
    他又去了达利的墙。那面写满名字的墙，几百个。他站在前面，没有念，只是看。然后他转过身，走出工厂。
    他又去了莫奈的湖。湖还在，柳树还在。水面上没有光，天阴了。他站在湖边，看了一会儿。然后他转过身，走出公园。
    他又去了卡拉瓦乔的桥。桥还在，河床干了。他站在桥下，看著那个铁盖子。他没有打开，只是站著。
    他又去了梵谷的教堂。教堂还在，门开著。他走进去，里面很暗。墙上的画不在了，但痕跡还在。他站在那面墙前面，看了一会儿。
    他又去了高更的工厂。工厂还在，门关著。他没有进去，站在门口，看著那扇铁门。
    他又去了塞尚的画室。那栋两层的小楼，门没锁。他走进去，上了二楼，站在那面空白的墙前面。墙上什么都没有。他站在那里，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下了楼，走出巷子。
    他上了车，坐在驾驶座上。他拿出笔记本，翻开，看著那张人图。几千个点，几千条线。方远在最上面，方诚在他下面，秦墨在自己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圈。他看了很久。然后他合上笔记本，装进口袋里。
    他发动了车子，开往城西的那家小麵馆。孙德明正在煮麵，看到他进来，笑了。
    “又饿了？”
    “饿了。一碗牛肉麵。”
    孙德明去煮麵。秦墨坐在角落的桌子旁。面端上来，汤浓，肉薄。他吃了一口，抬起头。
    “孙师傅，方远有消息吗？”
    “没有。他不会来信了。他寄了空白纸，寄了石头。够了。”
    “他还会回来吗？”
    “不知道。但他的面还没吃完。我给他留著。”
    秦墨把面吃完，把汤喝了。他付了钱，走出麵馆。他没有去废墟，没有去桥下，没有去工厂。他上了车，开往档案室。
    老周在值班室里泡茶，看到他进来，把一杯茶推到柜檯上。
    “今天去了哪里？”
    “中心广场，波洛克的墙，达利的墙，莫奈的湖，卡拉瓦乔的桥，梵谷的教堂，高更的工厂，塞尚的画室，孙师傅的麵馆。”
    “这么多地方？”
    “嗯。最后看一次。”
    “以后不去了？”
    “不去了。该看的都看了。”
    老周没有问。秦墨上了楼，坐在办公室里。他打开抽屉，拿出那份2006年的案卷。李德明，城北工地。他翻开第一页，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李德明的名字。他低下头，开始看那份案卷。
    傍晚，沈牧之打来电话。
    “秦墨，你在哪？”
    “档案室。查案。”
    “今天不是周末吗？”
    “周末也查。案卷不等人。”
    沈牧之沉默了一会儿。“方远有消息吗？”
    “没有。他不会来了。他的画完了，他的面吃完了，他的墙拆了。他不需要再出现了。”
    “你还会去找他吗？”
    “不找。他不想被找到。他只想守著空墙。墙不在了，他守著石头。”
    沈牧之掛了电话。秦墨把手机放在桌上，继续看案卷。窗外，天黑了。他没有抬头。
    第二天，秦墨到档案室的时候，老周在门口等著他。
    “有人给你寄了东西。没有寄件人地址。”
    秦墨接过包裹。不大，一个牛皮纸信封。他拆开，里面是一张照片。拍的是那面空白的墙。周远山的画室，那面墙。墙上什么都没有。但照片的背面写著一行字：“墙不空。你看过了。”字跡是方远的。秦墨把照片翻过来，又看了一遍。墙不空。你看过了。他把照片夹在笔记本里，锁进抽屉。
    他拿起车钥匙，走出办公室。老周在值班室里抬起头。
    “又出去？”
    “嗯。去中心广场。”
    “又去？”
    “最后一次。”
    秦墨下了楼，上了车。他开往中心广场，把车停在路边，下了车。他走到纪念碑下面，站在那里。广场上的人不多，阳光很好。他抬起头，看著碑身上刻的字。然后他低下头，看著底座下面的台阶。那块石头不在了。被人捡走了。谁捡的？不知道。但石头在別人手里，手印在，墙就在。
    “方诚，方远寄了照片。墙不空。你看过了。你也看过了。”
    风吹过来，把广场上的落叶吹得打转。秦墨站在那里，站了很久。然后他转过身，走回车上。
    他开往档案室。老周在值班室里泡茶，看到他进来，把一杯茶推到柜檯上。
    “看完了？”
    “看完了。”
    “以后还去吗？”
    “不去了。该看的都看了。”
    秦墨上了楼，坐在办公室里。他拿出笔记本，翻开，看著那张人图。几千个点，几千条线。他看了很久。然后他合上笔记本，锁进抽屉里。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热了。他放下杯子，打开抽屉，拿出那份2006年的案卷。李德明，城北工地。他翻到第二页，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李德明的失踪日期。
    他低下头，开始看那份案卷。窗外，天暗了。他没有抬头。
    沈牧之没有再来电话。方远没有再来信。画师们没有再出现。秦墨每天查案，喝茶，写笔记。老周每天泡茶，看报纸，偶尔问一句“查到了吗”。秦墨说“还没”。老周说“不急”。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
    冬天来了。槐树的枝干光禿禿的，在风中轻轻摇晃。那只黄白花的猫不来了，垃圾箱旁边空荡荡的。秦墨每天坐在办公室里，查案，喝茶。他的笔记本上又多了几个名字。不是画师系列案的，是別的。那些被遗忘的人，还在。他一个一个地查。
    有一天，沈牧之来了。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
    “秦墨，我要走了。”
    “去哪？”
    “法学院派我去外地学习。半年。”
    “什么时候走？”
    “明天。”
    秦墨站起来，走到门口。“我送你。”
    “不用。你忙。”
    沈牧之转过身，走了几步，又停下来。
    “秦墨，你还在查？”
    “在查。”
    “查不完的。”
    “查不完也要查。”
    沈牧之走了。秦墨站在门口，看著走廊空荡荡的。他转过身，回到桌前，坐下来。他打开抽屉，拿出那份案卷。李德明，城北工地。他翻到第三页，在笔记本上写下了李德明的工友的名字。
    他低下头，开始看那份案卷。窗外，天暗了。他没有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