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午间。
    梁山伯与祝英台用过朝食，又照常往藏书楼走去。
    梁山伯侧头，问祝英台：“贤弟今日读什么书？”
    祝英台想了想，道：“《史记》。”
    梁山伯笑著问：“为何？”
    祝英台停下脚步，眼中带著一丝促狭的笑意：“因为梁兄读了一个月的《史记》，將整部《史记》都记诵了。我读《史记》，若有不懂之处，便可隨时请教梁兄。如此，岂不是事半功倍？”
    梁山伯笑著点头：“好，那贤弟便读《史记》，若有不懂之处，儘管问我。”
    祝英台见他应得爽快，心里欢喜，问道：“梁兄，你最喜欢《史记》其中哪一篇？”
    梁山伯略一沉思，道：“最喜欢最后一卷里的《货殖列传》。”
    祝英台的眼睛微微睁大，语气带著意外：“《货殖列传》？那是讲做生意的。”
    在她的认知里，士人读《史记》，最喜欢的要么是《项羽本纪》的慷慨悲歌，要么是《留侯世家》的运筹帷幄，要么是《刺客列传》的侠义肝胆。而《货殖列传》不过是太史公为商人作的传，在整部《史记》中最是不起眼。
    梁兄竟最喜欢这一篇？
    梁山伯看著她意外的神情，笑道：“不只是做生意。太史公在《货殖列传》开篇便引《老子》『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然后说，若必用此为务，则晚近之世，无异於闭塞民之耳目。
    太史公不赞成老子的说法。他认为，天下熙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这是自然而然的，是阻止不了的。上位者要做的，不是禁绝货殖，而是顺应其势，『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爭』。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太史公这句话，把人性说透了。但他不只是说人性逐利，他还说，逐利不是坏事，只要取之有道，用之以义。
    商人將南方的货物贩到北方，將北方的货物运到南方。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於淮北则为枳，可若没有商人，淮南的人吃不到淮北的枣，淮北的人吃不到淮南的橘。商人让各地的人都能用上远方的好东西，让农夫能卖出余粮，让织妇能买得起丝线。这便是『道』。
    太史公写《货殖列传》，写范蠡三致千金而散之，写子贡结駟连骑、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写白圭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些人，不是唯利是图的小人，而是有智慧、有眼光、有格局的商人。
    他们的『利』，不是从別人手里抢来的，是靠自己的本事挣来的。他们挣了钱，又能散財济人，这便是『取之有道，用之以义』。”
    祝英台怔怔地看著他。
    她从小受的教育，是“君子喻於义，小人喻於利”。在她的认知里，商人处在社会序列的最底层，甚至不如自耕农清白。他们追逐利润，低买高卖，在士人眼中，是“不事生產而专事盘剥”的人，是被看不起的。
    可梁兄说，商人也有道。
    梁兄这番话，她从未在任何一部经典中读到过，从未在任何一位先生口中听到过。
    她忍不住问道：“梁兄，你这些想法是从哪里来的？”
    梁山伯怔了怔。
    他不能说前世的见识，不能说那个叫“市场经济”的词，不能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不能说现代商业社会的种种理念。
    他只能將这一切归於一处：“自己琢磨的。”
    “自己琢磨的。”祝英台轻轻重复了一遍，展顏一笑，“梁兄总是能琢磨出別人琢磨不出的东西。那好，今日我便看《货殖列传》。待看完了这一篇，再从头看起。”
    梁山伯笑著点了点头。
    ……
    ……
    十余天后。
    日子过得真快。
    这日午间，梁山伯与祝英台照常在藏书楼里看书。
    此前祝英台將《史记》的《货殖列传》读完，又从《五帝本纪》开始从头读起。她读得慢，每一篇都要细细琢磨，遇到不懂的地方，便等回到学舍再向梁山伯请教。
    今日她读到了《河渠书》。
    《河渠书》是《史记》八书之一，专记歷代水利兴修之事。太史公从大禹治水写起，一路写到汉武时的瓠子决口、漕渠开凿。篇中满是沟洫、堤防、闸堰之类的术语，枯燥得很。
    不过，祝英台还是认真地读著，细细地琢磨著。
    她的目光落在《河渠书》的一段文字上。
    “……於是天子已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沉白马玉璧於河，令群臣从官自將军已下皆负薪填决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
    这是写汉武帝亲自到瓠子决口处，沉白马玉璧以祭河神，又令群臣负薪填河。因为薪柴不足，便伐淇园之竹，做成竹楗，用以堵口。
    太史公写这一段，笔法简练，却將汉武帝的雄才大略、治河的艰难险阻，都写了出来。
    祝英台遇到了问题，用笔记下，准备请教梁兄。
    一个时辰的看书时间过后，两人离开藏书楼，回到学舍。
    祝英台在木榻上坐下，手中拿出一张纸，看著梁山伯：“梁兄，我今日读《河渠书》，有一处不甚明了，想请教梁兄。”
    梁山伯在她对面的木榻上坐下，点了点头：“贤弟请说。”
    祝英台低头看了看纸上的笔记，道：“太史公写汉武帝治瓠子决口，说『沉白马玉璧於河』，又说『令群臣从官自將军已下皆负薪填决河』。我读到这里，有两个疑问。”
    她伸出一根手指：“其一，沉白马玉璧於河，是祭河神，这我明白。但为何要用白马？为何要用玉璧？这有什么讲究？”
    她伸出第二根手指：“其二，太史公说『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这『竹楗』是什么东西？为何薪柴少了，便要用竹楗？”
    她问完，抬起头看著梁山伯，目光中满是期待。
    梁山伯心中暗暗讚许。
    这个祝英台，读书真是仔细。寻常人读《河渠书》，看到这些祭祀、治河的细节，多半是一带而过，不会深究。可她却能从中发现问题，而且问的都是关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