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城区回来，江波没有回家，直接去了市局。技术科的灯还亮著，日光灯嗡嗡地响，那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迴荡，像无数只苍蝇在耳边盘旋。小周还在整理照片，一帧一帧地放大，一帧一帧地看，屏幕上全是老太太屋里的画面——那张躺在地上的脸，那道紫黑色的勒痕，那些散落的碎片。他的眼睛红红的，嘴唇乾裂，桌上放著好几个空咖啡杯。刘桐坐在电脑前，面前摊著老太太王秀兰的资料，身份证复印件、户口本复印件、社保卡复印件，还有一些老照片，黑白的，边角发黄，纸张发脆，一碰就要碎。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扎著两条辫子，辫子上繫著红头绳，穿著碎花布衫，站在江边，笑得温柔。眉眼和秀英年轻时很像，像得让人心里发紧，像得让人不敢多看。
    “波sir，老太太年轻时的照片。您看，她长得像谁？像不像您母亲？”刘桐把照片递过来，手指在纸面上轻轻点著。
    江波接过照片，手在发抖。像秀英。像他妈妈。像那些死在江边的女人。眼睛，鼻子，嘴巴，脸型，都像。不是一模一样，但像。那种像，不是刻意的，是骨子里的。同样的眉眼，同样的轮廓，同样的笑容。那个人在找她。找了一辈子，杀了一辈子。他杀了一个又一个像她的女人，杀了一个又一个叫秀兰的女人。他停不下来。他疯了。他杀了几十年，杀了几十个人，从年轻杀到老，从黑髮杀到白髮。他还在杀。
    “她儿子呢？联繫上了吗？有没有消息？”
    刘桐摇头。他翻开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了好几页。“电话打不通，关机了。一直关机，从昨晚到现在。我们查到他儿子的工作单位，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做流水线的。厂里说他请假了，请了一个星期，说家里有事。不知道去了哪里。手机打不通，宿舍没人，工友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他可能已经在路上了，可能还在火车上。我们联繫了铁路公安，让他们帮忙找。一有消息就通知我们。”
    江波把照片放下，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著。“查一下老太太的通话记录。她最近跟谁联繫过？有没有陌生號码？有没有外地號码？有没有长时间通话？她一个独居老人，平时不怎么打电话，突然接了一个陌生电话，聊了十几分钟，这不正常。”
    刘桐敲了几下键盘，手指在键上飞快地跳著。“波sir，老太太的通话记录很少。她几乎不打电话，也不接电话。一个月也就两三通，都是她儿子打来的。最近一个月，只有三个电话。一个是她儿子打来的，聊了五分钟，问她身体好不好，缺不缺钱。一个是推销保险的，她没接。还有一个是陌生號码，她接了，聊了十几分钟。这个陌生號码，我们查了，是虚擬號，查不到归属，查不到机主。但信號基站显示，在老浮桥附近。那间小屋。先生住的那间。登录时间是老太太死的那天晚上，晚上七点多。她八点遇害。凶手打完电话，就出门了。他去了老城区，杀了她，然后回来。”
    江波的手握紧了。指甲掐进肉里，但他感觉不到疼。老浮桥。又是老浮桥。那间小屋。先生住的那间。那个人用了先生的电脑，用了先生的ip，用了先生的號码。他还在那里。他还在那间小屋里。他还在用那个名字。他还在等。等谁？等他？等那些叫秀兰的女人？还是等死？
    “走，去老浮桥。现在就去。”
    车开到老浮桥，天已经快亮了。月光照在废墟上，惨白惨白的，像铺了一层霜。那间小屋的门开著，灯还亮著。昏黄的，暖暖的，从窗户里透出来，像一只不肯闭上的眼睛。先生坐在门口，穿著那件深色的大衣，头髮全白了，在晨风里飘著，像江面上的芦花。他面前摊著那本本子，蓝色的封面，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边角捲曲，露出里面的灰纸板。他已经写满了大半本，字跡工工整整，一笔一划，像刻上去的。他看见江波的车，站起来，扶著门框，往里让。他的动作很慢，膝盖咯咯响，像生锈的铁门，像老旧的楼梯。
    “来了？这么早？案子有进展了？又死人了？”
    江波下车，走过去。他的腿有些软，一夜没睡，眼睛涩得厉害。“先生，老太太王秀兰死了。七十八岁，独居。被人勒死在家里。现场发现了一个吊坠，银色的，心形，上面刻著j。和之前的戒指一模一样。老太太年轻时的照片，长得像我妈。长得像秀英。那个人在找她。找了一辈子，杀了一辈子。他杀了一个又一个像她的女人，杀了一个又一个叫秀兰的女人。他停不下来。他疯了。”
    先生的手停了一下。他的手悬在空中，笔尖对著本子，没有落下去。他的手指微微抖了一下。“他还在。他还在杀人。他以为你抓了陈志远，案子就结了。他没有。他还在。他还要继续。他还要找。他还要杀。他杀了一辈子，杀了几十年，杀了几十个人。他停不下来。他不想停。”
    江波的眼泪流下来。“先生，他是谁？你认识他吗？他来找过你吗？他问过你什么？他跟你说了什么？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等什么？你等到什么时候？”
    先生看著他，看了很久。他的眼睛浑浊了，但还有光。“他来找过我。他问我，你还要记多久？我说记到我死。他笑了。他说，你记了那么多年，写了那么多年。你等的人来了吗？我说没有。他说，我等的也没有来。我等了那么多年，等不到。你等到了，告诉我一声。让我也知道。让我也闭上眼睛。他问我，你等的人是谁？我说，我等的是一个能来抓我的人。我等的是一个能让我结束的人。他笑了，说，我也在等。我等了那么多年，等不到。你等到了，告诉我。”
    江波站在他面前。“他是谁？他叫什么名字？他住在哪里？他为什么要杀那些人？他为什么要找秀兰？秀兰是谁？是他妻子吗？是他母亲吗？是他女儿吗？他为什么那么恨？他为什么停不下来？”
    先生低下头。他的眼泪滴在笔记本上，洇湿了一个名字。“他叫陈志强。他是陈志远的孪生弟弟。他和他哥哥一样，站在门口看著，什么都做不了。他妻子也死了，也死在江边。他妻子也叫秀兰。他疯了。他和他哥哥一样，杀了那些像秀兰的女人。他哥哥替你背了锅。他哥哥替你死了。他还活著。他还在杀。他杀了一个又一个，停不下来。他不想停。”
    江波转身，走出小屋。汤圆没有跟来，它老了。它跑不动了。它在家陪著秀英。他一个人走在废墟上，脚步声在碎砖上迴响，一下一下的，像心跳。风吹过来，很冷，吹得他的衣角猎猎作响。他想起那些名字，那些对不起，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陈志强。他也是站在门口看著的人。他也什么都做不了。他也说了对不起。但他杀了人。他杀了那么多人。他该死。他杀了王秀兰，一个七十八岁的老太太，一个与他无冤无仇的人，一个只是叫秀兰的人。他杀了她，因为她的名字。他疯了。
    他上车，发动引擎。车驶出老浮桥。后视镜里，那间小屋越来越远，越来越小，但还在那里。那盏灯还在亮著。他开上长江大桥，看著江水。江水在月光下泛著银光，缓缓流著。那些名字，那些对不起，都在他心里。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也都在他心里。他们走了，他还在。凶手还在。他还在杀人。他必须找到他。他会的。
    手机响了。刘桐打来的。他的声音有些急促，像是在跑，又像是在追什么东西。
    “波sir，老太太的儿子找到了。他在火车上，快到江城了。我们的人去接站了。他听说他妈死了，哭得说不出话，电话里一直哭，哭了很久。他说他上周还跟她通过电话，她说她挺好的，让他別担心，让他好好工作，別惦记她。没想到……他走的时候，他妈还给他包了饺子，让他路上吃。猪肉白菜馅的。他捨不得吃，一直放在冰箱里。”
    江波握著方向盘。“他有没有说，他妈认识什么人？有没有提过一个叫陈志强的？或者姓陈的？或者老浮桥的？她年轻的时候在老浮桥住过，有没有跟他提过那段日子？”
    刘桐沉默了一会儿。电话那头有纸张翻动的声音，有键盘敲击的声音。“他说，他妈以前在老浮桥住过。年轻的时候，在江边餐馆打工，当服务员。认识一个叫陈志强的男人。他是渔民，在江上打渔，经常给她送鱼，送江鱼，活的，用草绳串著。她说他很好，很老实，话不多，但心眼好。后来她嫁了人，就搬走了。再也没有联繫过。她跟儿子提过几次，说那个人是个好人，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她儿子说，他妈每次提起来，都会嘆气。”
    江波掛了电话，踩下油门。车在夜色中飞驰。那些名字，那些对不起，都在他心里。那些站在门口看著的人，也都在他心里。陈志强。他也在老浮桥。他也在江边。他也在等。他等的是谁？是秀兰？是那些像秀兰的女人？还是他？他等了那么多年，等到了。他等到了江波。
    天亮的时候，江波又去了老浮桥。那间小屋旁边，还有一间更小的，更破的，更不起眼的。夹在两间废墟中间，像一块补丁，像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屋顶的瓦片缺了大半，用塑料布盖著，塑料布也破了，在风里哗啦哗啦响。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红砖也风化了不少，一碰就掉渣。门是木头的，漆已经剥落乾净了，露出灰白的木纹，门框歪了，门板也翘了，关不严实。门关著，窗户黑著，窗玻璃碎了一块，用塑料布蒙著。
    江波走过去，站在门口。他敲门。没人应。再敲。还是没人。他推开门。门轴发出刺耳的嘎吱声，在安静的早晨格外响亮。
    屋里很暗，没有灯。只有从门口透进来的光，照在地上，一条窄窄的亮带。灰尘在光柱里飞舞，像无数颗小小的星星。一个人坐在床边，背对著他。他穿著深色的大衣，头髮全白了，很长，披在肩上，像冬天的芦花。他的背很驼，像一棵枯了的老树，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蜷曲。他听见门响，慢慢转过身来。动作很慢，像电影里的慢镜头，像风中的枯叶。一张很老的脸，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一道一道的，深深的。眼窝深陷，颧骨凸出，脸颊凹进去，像一具包著皮的骷髏。但他的眼睛很亮，像冬天的江水，冷冷的，但很深。
    “你来了。我等了你很久。从你开始查那些案子那天起，我就在等。我知道你会来找我。你和你父亲一样。犟。认准的事不回头。”
    江波走进去。“你是陈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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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点头。那个头点得很慢，很轻。“是。我是。你和你父亲长得一模一样。你来了。你问我了。我回答了。你可以走了。你抓我吧。你判我吧。你杀了我吧。我该死了。”
    江波站在他面前。“你杀了王秀兰。你杀了那些女人。你杀了那么多像秀兰的人。你为什么要杀她们？她们只是同名，只是长得像。她们不是她。你为什么要杀她们？你杀了她们，你妻子能活过来吗？你能不恨了吗？你能睡著觉了吗？你能不做梦了吗？”
    老人的眼泪流下来。那眼泪从深陷的眼窝里涌出来，顺著那些乾涸的河床一样的皱纹往下流，一滴一滴的，滴在大衣上，滴在地上。“因为我恨。我恨这座城，恨这条江，恨那些活著的人。我妻子死了，她们还活著。她们叫秀兰，她们像秀兰，但不是她。我恨她们。我杀了她们。我恨了那么多年，杀了那么多人。现在不恨了。等了你那么多年，不恨了。你来了。你问我了。我回答了。你可以走了。你抓我吧。你判我吧。你杀了我吧。我该死了。”
    江波给他戴上手銬。铁銬咔嗒一声，合上了，那声音在安静的小屋里格外响亮。老人站起来，跟著他走出小屋。他的腿在抖，手也在抖，整个人像一盏快要熄灭的灯。阳光照在他身上，他的影子投在地上，很长，很瘦，像一棵枯了的老树。
    他们走到车边，老人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小屋。那盏灯还亮著，昏黄的，暖暖的，从窗户里透出来，像一只不肯闭上的眼睛。
    “我走了。那盏灯，让它亮著吧。还有人会回来。先生会回来的，董振华会回来的。他们还会写那些名字，还会说那些对不起。那盏灯不能灭。灭了，那些名字就找不到了。灭了，那些对不起就没人说了。”
    江波扶他上车。汤圆不在，后座空空的。车发动，驶出老浮桥。后视镜里，那间小屋越来越远，越来越小，但还在那里。那盏灯还在亮著。像一颗星星，像一只眼睛，像一个等了很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