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0月的一个周末，周景熙决定去gz找老乡。
    他在zs市的建筑工地扛了半个月水泥，肩膀上的肿消了又肿，肿了又消，手上的血泡结了痂，痂掉了又磨出新的。工头对他还算满意，说他“虽然瘦，但肯干”，工资从一天八块涨到了十块。他攒了將近两百块钱，寄了一百块回家，剩下的留著傍身。日子虽然苦，但总算能活下去了。
    去gz的念头是周海攛掇的。“你在工地上扛水泥不是长久之计，”周海说，“gz机会多，工厂多，工资也高。我有一个同乡亲戚在那边，叫阿强，在一所大学当保安。你去投奔他，让他帮你找个活干。”
    周景熙犹豫了几天。他好不容易在zs市站稳了脚跟，虽然是在工地上扛水泥，但至少有一份收入，有地方住，有口饭吃。再去gz，又要从头开始，又要经歷一次找工作的煎熬。但他心里又有一个声音在说：你不能一辈子扛水泥。你是高中毕业生，你读过书，你写过文章，你不应该只是一个搬运工。
    最终，他还是决定去。他给周海留了地址，背著那个破旧的背包，坐上了去gz的长途汽车。
    gz比他想像的更大、更乱、更热。十月的gz，太阳还是毒辣辣的，晒得人头皮发麻。他从汽车站出来，站在lh车站的广场上，被眼前的人潮和车流淹没了。到处都是人，密密麻麻的，像蚂蚁搬家一样涌来涌去。到处都是车，公交车、计程车、摩托车、自行车，挤在一起，喇叭声此起彼伏。他站在那里，茫然四顾，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他按照周海给的地址，找到了去阿强那所大学的公交车。车上人挤人，他抱著背包站在过道里，被推来搡去，像一截漂在水面上的木头。车窗外的风景从闹市变成林荫道，从林荫道变成校园。大学到了。
    那所大学很大，有围墙，有大门，有保安。门口立著一块石碑，上面刻著几个金色的大字，周景熙认出来了，是一所重点大学。他站在校门口，看著里面的教学楼、图书馆、运动场，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酸楚。他想起了自己的高考成绩，想起了那18分的差距，想起了父亲卖掉的那头牛。如果命运对他仁慈一点，他现在也许正走在这所大学的某个教室里，坐在课桌前，听著教授讲课。但现在，他只能站在门口，像一个局外人一样，看著里面的一切。
    他找到了保安室，问到了阿强。阿强比周海大几岁，在这所大学当保安已经两年了。他穿著一身灰色的保安制服，戴著一顶大檐帽，腰上別著一根橡胶棍，看起来挺威风的。他看了周景熙一眼，然后问：“你就是周海介绍来的老乡？”
    “是的，强哥。周海让我来找你。”
    阿强点了点头，把他带到保安宿舍。保安宿舍在校园角落里的一排平房里，比zs市的出租屋好一些，至少乾净，有电风扇，有公共浴室。阿强给他找了个空铺位，说：“你先住下，工作的事我帮你问问。学校对面有个工地，好像在招人，明天我带你去。”
    周景熙感激地点了点头。他放下背包，在铺位上坐了一会儿，然后走出宿舍，在校园里转了转。这是他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绿树成荫的校道，红砖碧瓦的教学楼，宽阔的操场，安静的图书馆——一切都跟他想像中的一模一样。他走在校道上，看著来来往往的大学生，他们穿著乾净的衣服，背著书包，有说有笑的，脸上洋溢著一种他从来没有过的表情——那是一种无忧无虑的、被命运眷顾的人才有的表情。
    他忽然觉得自己跟这个地方格格不入。他穿著一件沾满水泥灰的旧衣服，脚上是一双磨破了底的解放鞋，身上有一股汗臭味和水泥味。走在这些光鲜亮丽的大学生中间，他像一个从另一个世界闯进来的怪物。他加快了脚步，低著头，不敢看別人的目光。
    那天下午，他决定去校外转转，熟悉一下环境。阿强告诉他，学校后面有一条街，有很多小店和餐馆，可以买到便宜的东西。他沿著校道走到后门，出了门，是一条窄窄的巷子。巷子两边是各种各样的店铺——卖早点的、卖杂货的、修鞋的、配钥匙的，还有一个菜市场，热闹得很。
    他逛了一圈，什么也没买。口袋里的钱不多，得省著花。他走到巷子尽头，拐了一个弯，进了一条更窄的小巷。这条巷子两边是居民楼，楼下停著几辆自行车，墙上刷著各种gg。巷子里很安静，没有什么人。
    他走了几步，忽然觉得口渴得厉害。十月的广州，天气又闷又热，他从早上到现在只喝了一杯水，嗓子干得像要冒烟。他四处看了看，没有看到商店，也没有看到水龙头。他又往前走了一段，看到一栋居民楼的门口有一个水龙头，水管是铁的，锈跡斑斑，龙头下面放著一只塑料桶。
    他犹豫了一下。他知道这是別人家的水龙头，不应该隨便用。但他实在太渴了，渴得喉咙像被砂纸磨过一样。他看了看四周，没有人。他走过去，拧开水龙头，弯下腰，把嘴凑到龙头下面，咕咚咕咚地喝了起来。
    水是凉的，有一股铁锈味，但喝下去之后，嗓子舒服多了。他喝了好几大口，正要把水龙头关上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一声大喝：
    “干什么的！”
    他嚇了一跳，转过身，看见一个中年妇女站在他身后，手里提著一把扫帚，正瞪著眼睛看著他。那个女人四十来岁，胖墩墩的，穿著一件花衬衫，烫了一头捲髮，脸上的表情像一只炸了毛的猫。
    “我……我喝水。”周景熙结结巴巴地说，“我渴了，借你家水龙头喝口水。”
    “喝水？”女人的声音尖利得像刀子，“你偷东西就偷东西，还说什么喝水！我盯你很久了！你在巷子里转来转去，鬼鬼祟祟的，一看就不是好东西！”
    “我没有偷东西！我就是渴了，喝口水——”
    “你骗谁呢！”女人挥舞著扫帚，朝周景熙打过来，“你这穷酸样，一看就是小偷！外地来的吧？跑到我们这里偷东西，胆子不小！”
    周景熙躲开了扫帚，往后退了几步。“大姐，我真的没有偷东西！我就是喝了口水，你要是不让喝，我走就是了——”
    “走？你往哪儿走！”女人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扯著嗓子喊，“来人啊！抓小偷！抓小偷啊！”
    她的声音又尖又响，在巷子里迴荡，像警报一样。很快，旁边的几扇门打开了，探出几个脑袋。一个光膀子的男人跑了出来，手里拿著一根铁管；一个穿著背心的老头也跑了出来，手里举著一把菜刀；还有几个妇女，手里拿著扫帚、拖把、擀麵杖，什么都有。
    “小偷在哪里？”光膀子男人喊。
    “就是他！”女人指著周景熙，“他在我家门口鬼鬼祟祟的，肯定是想偷东西！”
    “我没有！”周景熙急了，声音都变了调，“我就是喝了口水！我渴了，借水龙头喝口水！我没有偷东西！”
    “你说没有就没有？”光膀子男人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把他推到墙上。周景熙的后背撞在墙上，疼得他齜牙咧嘴。“你这种人我见多了！外地来的，找不到工作，就偷鸡摸狗！今天算你倒霉，撞到我手里了！”
    “我真的没有偷东西！你们可以搜我的身！我的包里什么都没有！”周景熙挣扎著，但那个男人的力气很大，他根本挣不脱。
    “搜什么搜！”老头举著菜刀凑过来，“这种人直接送治安队！让治安队的人收拾他！”
    “对！送治安队！”几个妇女跟著起鬨。
    周景熙被一群人推搡著，沿著巷子往外走。他试图解释，试图挣脱，但没有人听他的。他们的脸上带著一种兴奋的、义愤填膺的表情，好像抓住了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他忽然明白了——他们不在乎他是不是真的小偷，他们只是需要一个出气筒。一个外地来的、穷酸的、看起来好欺负的出气筒。
    巷子口停著一辆三轮车，不知道是谁的。光膀子男人把他推上三轮车，几个男人把他按在车上，七手八脚地用绳子捆住了他的手。绳子勒得很紧，勒进了肉里，疼得他直吸气。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我不是小偷！”他拼命地喊，但没有人理他。三轮车被推著往前走，他躺在车上，看著头顶灰濛濛的天空，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不知道他们要把他送到哪里去。治安队？那是什么地方？他们会怎么对他？他想起了阿强，想起了周海，想起了父亲母亲。他们都不知道他在这里，不知道他出了事。如果他出了什么事，谁会知道？谁会来找他？
    三轮车被推了大概二十分钟，停在了一栋灰扑扑的两层小楼前面。楼门口掛著一块牌子，上面写著“xx街治安联防队”。他被从车上拖下来，推进了门里。里面是一个不大的房间，摆著几张桌椅，墙上掛著一些规章制度和奖状。几个穿著白色制服的治安员坐在椅子上，有的在抽菸，有的在看报纸，有的在打瞌睡。
    “又抓了一个？”一个治安员抬起头，看了周景熙一眼。
    “小偷！”光膀子男人说，“在我们巷子里鬼鬼祟祟的，想偷东西！”
    “我没有偷东西！”周景熙喊道，“我就是喝了口水！借水龙头喝了口水！”
    “闭嘴！”一个治安员走过来，一巴掌扇在他脸上。那一巴掌很重，打得他耳朵嗡嗡响，嘴角渗出了血。“到了这里还敢嘴硬？”
    他被推搡著进了一间小屋子。屋子很小，没有窗户，只有一盏昏黄的灯泡吊在头顶，发出嗡嗡的声音。地上扔著几根绳子，墙角有一个铁架子，看起来像是用来绑人的。他的心跳加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从心底涌上来。
    “把他的包打开。”一个治安员说。
    另一个人拿过他的背包，翻了翻。背包里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那个本子和一支笔，还有几十块钱。
    “没有赃物。”翻包的人说。
    “赃物肯定藏在哪里了！”光膀子男人说，“他肯定有同伙！”
    “我没有同伙！我就是一个人！我就是喝了口水！”周景熙的声音已经沙哑了，他几乎是吼出来的。
    “嘴硬！”那个治安员又给了他一巴掌，然后从墙上取下一根橡胶棍，在他面前晃了晃。“说，你偷了什么？同伙在哪里？”
    “我没有偷东西！你们要我说多少遍！”
    橡胶棍落在他背上。一下，两下，三下。疼，钻心地疼，像被火烧一样。他咬著牙，没有叫出来。他的身体在发抖，但他不想在他们面前示弱。
    “还不说？”
    又是一棍。这一棍打在他肩膀上，正是扛水泥磨伤的那边，疼得他眼前发黑，几乎要晕过去。
    “我真的没有偷东西……”他的声音已经弱得像蚊子叫了。
    “算了，”另一个治安员说，“看他这个样子，可能真没偷。把他绑起来，关一晚上，明天再说。”
    绳子被重新捆紧了，绕在他手腕上，又绕在他胳膊上，把他绑在了墙角的铁架子上。绳子勒进肉里，血液不流通，手指开始发麻、发胀，像被无数根针扎著。
    那些人走了。灯灭了。门关上了。
    黑暗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把他淹没了。
    周景熙一个人被绑在那间小黑屋里，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是几个小时，可能是一整夜。他分不清白天和黑夜，也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他的手腕已经麻木了，感觉不到绳子的存在。他的肩膀疼得像被火烧，背上的伤一阵一阵地跳著疼。他的嘴唇乾裂了，嗓子像被砂纸磨过，连咽口水都疼。
    他闭著眼睛，脑子里一片混乱。他想起那些人的脸——光膀子男人的凶狠，老头的冷漠，妇女们的兴奋，治安员的粗暴。他们凭什么这样对他？他做错了什么？他只是渴了，喝了一口水。一口水而已。
    他想起了一年前在课本上读到的一句话，是法国作家雨果写的：“贫穷使男人潦倒，使女人墮落，使儿童羸弱。”他以前不太懂这句话的意思，现在他懂了。贫穷不是罪，但在这个世界上，贫穷就是原罪。因为穷，他穿著破旧的衣服，看起来“不像好人”；因为穷，他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像一个无根的浮萍；因为穷，他连一口水都不能隨便喝，喝了就是小偷。
    他想起了父亲。如果父亲知道他在这里被人绑著、打著、冤枉著，会怎么想？父亲会不会后悔让他出来？会不会觉得是自己没本事，才让儿子在外面受这样的委屈？
    他想起了母亲。母亲还在家里等他寄钱回去，等他“混出个人样”再回去。如果她知道他在广州被人当成小偷，被人用橡胶棍打，被人关在黑屋里，她会不会哭？她手上的裂口会不会更疼？
    他想起了李觉。李觉在松林里割松脂的时候，有没有被人欺负过？有没有被人冤枉过？他从来没有说过，但周景熙知道，一个十几岁的孤儿，在这个世界上討生活，不可能没有受过委屈。
    不知道过了多久，门开了。灯亮了，刺眼的白光照进来，他眯起了眼睛。一个治安员走进来，看了他一眼，解开了他身上的绳子。绳子解开的那一刻，血液重新流通，手腕和胳膊像被千万根针扎著，疼得他直吸冷气。他的手腕上有一道深深的勒痕，紫红色的，像一条蛇缠在上面。
    “你的身份证呢？”治安员问。
    “在上衣口袋里。”他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治安员从他的上衣口袋里翻出了身份证，看了看，又看了看他。“周景熙，湖南的？”
    “是。”
    “你说你没有偷东西，那你为什么在人家门口鬼鬼祟祟的？”
    “我就是渴了，借水龙头喝口水。我没有偷东西。你们可以去看，那个水龙头旁边有没有少什么东西。”
    治安员沉默了一会儿，跟旁边的人嘀咕了几句。然后他转过身，说：“你走吧。以后注意点，別隨便动別人的东西。”
    走？就这么让他走了？没有道歉，没有赔偿，甚至没有一句“对不起”。他们打了他，绑了他，关了他一整夜，现在就这么轻飘飘地说一句“你走吧”？
    他想说点什么，想质问他们凭什么这样对他，想让他们知道他们冤枉了好人。但他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他知道，说了也没用。在这个城市里，他只是一个外地来的打工仔，没有户口，没有关係，没有人在乎他的委屈。他能做的，只有闭嘴，然后离开。
    他站起来，腿一软，差点摔倒。他的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背上的伤疼得他直不起腰，手腕上的勒痕像火烧一样。他扶著墙，一步一步地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一个治安员把他的背包扔给他，他接过来，背在肩上。
    走出联防队的大门，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他眯著眼睛，站在门口，茫然地看著四周。这里是哪里？他该怎么回去？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像一张被擦乾净的黑板。
    他摸了摸口袋，钱还在，身份证还在。他鬆了一口气，沿著马路往前走。他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但他知道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完了，停下来就真的被他们打败了。
    他走了大概半个小时，终於看到了一个公交车站。他看了看站牌，找到了去那所大学的公交车。他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来。车子开动的时候，他靠著窗户，闭上眼睛。阳光透过车窗照在他脸上，暖洋洋的，但他觉得冷。不是身体冷，是心冷。
    他想起了一句话，是从哪本书上看来的，他记不清了：“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他没有被打败。他还活著，还在走，还在呼吸。那些人打了他，绑了他，关了他，但没有打败他。他可以忍受疼痛，可以忍受飢饿，可以忍受屈辱，但他不会放弃。他不能放弃。
    车子到站的时候，他下了车，站在大学门口。他看了看自己的衣服——脏了，破了，上面还有被绳子勒过的痕跡。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手腕上的勒痕紫得发黑，肿了一圈。他把袖子往下拉了拉，遮住那道伤痕，然后走进了校园。
    他找到保安宿舍，推开门，阿强正在床上躺著看报纸。看见他进来，阿强坐了起来，皱著眉头问：“你去哪了？一夜没回来，我还以为你走了呢。”
    “强哥，”周景熙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我被人打了。”
    阿强愣了几秒，然后跳下床，走过来扶住他。“怎么了？谁打的？发生什么事了？”
    周景熙摇了摇头，没有说话。他坐在床上，把背包放在旁边，低著头，看著自己手腕上的勒痕。那道勒痕紫得发黑，肿了一圈，像一条蛇缠在他手腕上。他看著那道伤痕，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阿强。
    阿强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柜子前，从里面翻出一瓶药酒，蹲下来，拉过周景熙的手，小心地给他擦药酒。药酒擦在伤口上，疼得周景熙直吸气，但他咬著牙没有叫出来。
    “景熙，”阿强一边擦药一边说，“在外面打工，这种事难免。被人冤枉，被人欺负，被人看不起，都是常有的事。你不能因为这些就倒下。你要记住，你不是小偷，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是他们错了，不是你的错。”
    周景熙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知道阿强说得对，但心里的委屈和不甘，不是几句话就能消解的。他想起那些人的脸，想起他们看他的眼神——那种看垃圾一样的眼神。他从来没有被人这样看过。在石桥村，他是周德厚的儿子，是刘桂兰的儿子，是李觉的兄弟，是村里人眼中“有出息”的读书人。但在这个城市里，他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一个“外地来的穷打工的”，一个可以被隨便欺负、隨便冤枉、隨便打骂的外来人。
    那天晚上，他没有吃饭。他躺在床上，睁著眼睛看著天花板，脑子里一片空白。他的背还在疼，手腕还在肿，心里的那道伤口比身体上的伤口更深、更疼。他想起了母亲说过的话——“到了外面，別惹事，別跟人打架，吃亏是福。”他不惹事，不打架，但事情还是找上了他。他不偷不抢，老老实实地找工做，老老实实地喝水，但还是被人当成小偷，被人打，被人关。他做错了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做错。
    他从背包里摸出那个本子，翻开新的一页。本子已经快用完了，只剩下最后两页。他拿起笔，手在发抖，字写得歪歪扭扭的，但他还是写了下来：
    “1988年10月，gz。我只是渴了，喝了一口水。他们说我偷东西，打了我，绑了我，关了我一夜。我没有偷东西，我不是小偷。我不知道这个城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但我不恨他们。恨没有用。我只想活下去，好好地活下去。我要证明给他们看，我不是小偷，我周景熙不是小偷。”
    写完之后，他把本子合上，塞回背包里。窗外的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透进来，照在他脸上，照在他紧闭的眼睛上。他的眼角有一滴泪，在月光下闪著微弱的光，但没有流下来。他不哭。他不为那些人哭。
    他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周景熙，你没有做错任何事。你是清白的。你要活下去，好好地活下去。总有一天，你会走出这个城市，走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重新开始。
    他翻了个身，背上的伤疼得他直吸冷气，但他咬著牙忍住了。疼痛提醒他，他还活著。活著就有希望。活著就有机会。
    窗外的月光慢慢移动著，从东边的窗户移到了西边的窗户。远处的狗叫声渐渐稀了，鸡叫了第一遍。周景熙在月光里沉沉睡去，眉头紧锁，嘴角紧抿，像是在做一个不愉快的梦。
    在梦里，他回到了石桥村，站在村口的大樟树下。阳光照在他身上，暖洋洋的。母亲在院子里餵鸡，父亲在田里插秧，李觉在松林里割松脂。一切都跟从前一样，什么都没有变。
    但他的手上有勒痕，背上有伤。那些伤痕提醒他，有些事情已经变了。他已经不是那个坐在教室里读书的少年了。他成了一个在异乡漂泊的打工仔，一个被人冤枉过、打过、关过的人。他的身上有了伤，心里有了疤，但这些伤和疤，也是他的一部分。它们提醒他，他是怎么活过来的，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他不会忘记这一天。不会忘记那口水龙头，不会忘记那根橡胶棍，不会忘记那间小黑屋。但他也不会恨。恨没有用。他要把这些记忆存起来，存到那个本子里，存到心里。总有一天，他会把这些故事写出来，让所有人都知道——一个外地来的穷打工的，是怎么在这个城市里活下来的。
    那是以后的事。现在，他只想好好地睡一觉。明天，还要去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