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夏天，周景熙永远不会忘记。
    那一年的七月热得邪门，太阳像一只扣在头顶上的火盆，把大地烤得发白。田里的水烫手，稻子的叶子捲成了筒，连蝉都叫得有气无力的，一声比一声短，像是嗓子冒了烟。石桥村的人们躲在屋里摇蒲扇，连狗都趴在门槛上伸著舌头喘气，懒得叫一声。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高考成绩下来了。
    周景熙是在镇上的学校看到成绩的。他骑了十五里路的自行车，顶著毒辣的日头，到学校的时候浑身都湿透了，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教导处的门口贴著一张大红纸，上面写著上线学生的名单。他挤进人群，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看了三遍，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
    他又去看成绩单。语文：98分。数学：62分。英语：55分。政治：71分。歷史：68分。地理：63分。总分：417分。
    当年hun省文科大专录取线：435分。本科录取线：470分。
    差18分。
    周景熙站在那张成绩单前，站了很久。417分，这是他用一年的时间换来的。从高二期末的264分到现在的417分，他整整提高了一百多分。他把所有的閒书都锁进了课桌里，把蒋琪的笔记本翻烂了，把英语单词背了一遍又一遍，把数学题做了一本又一本。他在煤油灯下熬过了无数个夜晚，眼睛近视了，背驼了，手指上的茧子厚得像一层壳。
    但还不够。还差18分。
    18分，不过是一道数学大题、几道英语选择题的差距。但这18分，像一道他永远跨不过去的鸿沟，把他和大学、和所有关於未来的想像，隔在了两岸。
    他没有哭。他站在那张成绩单前，面无表情，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外表还立著，里面已经空了。旁边有同学在哭，有喜极而泣的，有伤心欲绝的。他什么声音都听不见，脑子里只有一个数字在转——417，417，417。
    回村的路上，他骑得很慢。太阳晒在他后背上，火辣辣的疼，但他没有感觉。他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件事——怎么跟父亲说。父亲不识字，但他看得懂分数。417分，435分，这两个数字他是认得的。他还能记得去年中考时，父亲把成绩单叠好塞进口袋里的样子，记得父亲说“考上了就去读，砸锅卖铁也要供”时的语气。三年了，父亲卖了牛，省了吃，穿了旧，把所有的积蓄都花在了他身上。现在他拿什么还给父亲？
    他在村口的大樟树下停了车，坐了很久。大樟树的叶子在风中沙沙地响，像是在问他：“考得怎么样？”他没有回答。他只是坐在那块石头上，看著村子上空的炊烟一缕一缕地升起来，在晚风里飘散，最后融进了越来越浓的暮色里。
    他想起了一年前，蒋田园从这里出发去当兵的时候，全村人都来送他。蒋田园穿著一身崭新的军装，胸前戴著一朵大红花，站在大樟树下，意气风发。那时候他说：“景熙，好好考，考上大学，我在部队里等你来信。”现在他怎么跟蒋田园说？说我没考上？说我还差18分？
    他想起了一年前，周日乐从这里出发去师范报到的时候，也是意气风发。周日乐说：“普高是起点，不是终点。你还在起点，你还有无数的可能。”现在他的起点变成了终点。三年的高中，三年的苦读，三年的期望，在这一刻全部归零。
    他想起了李觉。李觉说：“替我读下去。”他读完了初中，读完了高中，但最终没有读进大学。他对得起李觉吗？对得起父亲卖掉的那头牛吗？对得起母亲手上的裂口吗？
    天快黑的时候，他站起来，推著自行车往家里走。走到院门口，他看见堂屋里的灯亮著。煤油灯的火苗摇摇晃晃的，在窗户上投下昏黄的光。他深吸了一口气，把自行车靠在墙上，推开门，走了进去。
    周德厚坐在堂屋的桌前，面前摆著一碗稀饭和一碟咸菜。他没有吃，就那么坐著，看著门口。看见周景熙进来，他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瞬，然后落在他手里攥著的那张成绩单上。
    “考了多少？”周德厚问，声音平静得像在问今天田里的水放了没有。
    周景熙把成绩单递过去。“417分。大专线435，差18分。”
    周德厚接过成绩单，低头看著。他不识字，但他看得懂分数。417，435，这两个数字他是认得的。他看了很久，久到周景熙觉得空气都凝固了。
    然后，周德厚做了一个让周景熙意想不到的动作——他把成绩单叠好，整整齐齐地叠成一个小方块，塞进了上衣口袋里。跟三年前中考时一模一样的动作。
    “吃饭。”他说，把桌上的稀饭推到周景熙面前。
    “爸，我没考上——”
    “吃饭。”周德厚的声音重了一些，但不是发火，而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吃了饭再说。”
    周景熙坐下来，端起碗，喝了一口稀饭。稀饭是凉的，红薯很甜，但他嚼在嘴里什么味道都尝不出来。他低著头，一口一口地喝，不敢看父亲的眼睛。
    刘桂兰从灶房里出来，手里端著一碗炒青菜。她把菜放在桌上，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坐在旁边。她的眼睛红红的，显然已经哭过了，但脸上没有泪痕，大概是在灶房里擦掉了。
    “景熙，”她说，“別难过。差得不多，要不……再復读一年？”
    “不復读了。”周景熙说，声音很轻，但很坚定。
    刘桂兰愣住了。周德厚也抬起头看著他。
    “不復读了？”周德厚问。
    “不復读了。”周景熙放下筷子，抬起头，看著父亲。“爸，三年了，你卖了牛，省了吃，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我身上。我不是读书的料，我尽了全力，但就是差那么一点。我不想再让你为难了。”
    “你——”
    “爸，你听我说完。”周景熙打断了他，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打断父亲的话。“我想好了，我要出去打工。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了，周海去了广州，蒋婷去了东莞，蒋大壮也去了东莞。他们都能挣钱，我也能。我不能老在家里吃你的、用你的。”
    周德厚沉默了。他低下头，看著桌上的咸菜碟子，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推开门，站在门槛上。夜风吹进来，带著稻田间的水汽和远处山林里猫头鹰的叫声，凉颼颼的。
    “景熙，”他没有回头，声音有些沙哑，“你是不是怪爸没本事？供不起你復读？”
    “不是。”周景熙站起来，走到父亲身后。“爸，我从来没有怪过你。你为了供我读书，把牛都卖了。你做的够多了，是我对不起你。”
    周德厚转过身，看著儿子。周景熙忽然发现，父亲比自己矮了——不是父亲变矮了，是他长高了。他比父亲高了半个头，能看见父亲花白的头顶和深深的抬头纹。他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到，父亲的头髮白了这么多？
    “你不怪我就好。”周德厚说，声音有些发抖，“你要出去打工，我不拦你。但你记住——不管走到哪里，都要好好的。有什么事，写信回来。”
    “爸，我会的。”
    那天晚上，周景熙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著。周景阳已经睡著了，打著小小的鼾声，嘴角掛著一丝口水。他帮弟弟把被子盖好，然后睁著眼睛看著天花板。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还在，弯弯曲曲的，像一条河流。他盯著那道裂缝，想起了很多事。
    他想起了1980年的那个秋天的早晨，他背著碎布拼成的书包，走在通往镇子的碎石路上。那时候他十二岁，心里想的是“要好好读书，一定要读出个名堂来”。八年过去了，他读完了初中，读完了高中，但“名堂”在哪里？他没有看到。
    他想起了1982年的冬天，他在镇中学的宿舍里挨饿受冻，刘老师塞给他十斤饭票，说“勤能改变命运”。他信了，他勤了，但命运没有改变。417分，435分，18分的差距，就是勤奋和命运之间的距离。
    他想起了1985年的夏天，蒋琪考上县一中，周起琼考上卫校。那时候他坐在蒋琪家的柚子树下，听她说“读书是为了有选择的权利”。他有选择的权利吗？有。他可以选择復读，可以选择打工，可以选择留在家里种地。但所有的选择都是无奈的，都是被命运逼到墙角之后的挣扎。
    他想起了1986年的夏天，周日乐考上师范中专，说“普高是起点，不是终点”。现在他的起点变成了终点。三年的路，他走到了头，但没有走到他想去的地方。
    他想起了1987年的夏天，蒋田园职中毕业，参军入伍。那时候他们在大樟树下拍了一张合影，十几个人挤在一起，笑著，闹著，对未来充满希望。现在他才知道，希望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
    他爬起来，点著煤油灯，翻开那个已经快被翻烂的本子。本子只剩下最后几页了，他在上面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1988年7月，高考成绩出来了。417分，大专线435，差18分。我没有哭，也没有闹，我只是觉得对不起爸。他卖了牛，省了吃，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我身上。三年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他只是一个种地的农民，不识字，不会说大道理，但他用他的方式，撑起了这个家，撑起了我的读书梦。现在梦碎了，但我不后悔。这三年，我尽了全力。我不是读书的料，但至少我试过了。明天，我要去找李觉，告诉他，我没有替他读进大学，但我替他读完了高中。我要去打工了，去挣钱，去帮爸把那头牛挣回来。路有很多条，不是只有读书一条。我不信我周景熙离开学校就活不下去。”
    写完之后，他把本子合上，放在枕头底下。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他脸上，照在他紧抿的嘴唇上。他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周景熙，你没有失败。你只是换了一条路。不管走哪条路，都要走下去，走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他去找了李觉。
    李觉正在后山的松林里割松脂，看见他来了，从树上跳下来，手上沾满了松脂，黏糊糊的。他的目光在周景熙脸上停了一瞬，好像什么都明白了。
    “没考上？”他问。
    “差18分。”
    李觉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你打算怎么办？”
    “出去打工。周海在广州，我去投奔他。”
    李觉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他蹲下来，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在泥地上写了一个字——“路”。他的字比以前写得好多了，工工整整的，一笔一画都不含糊。
    “你还记得这个字吗？”他问。
    “记得。你第一次写的时候，写得歪歪扭扭的，像一只站不稳的鸭子。”
    李觉笑了。那个笑容很淡，但周景熙看到了。“你教我写这个字的时候说，『路是脚走出来的，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你说得对。你的路是读书，我的路是割松脂、养鸭、打工。现在你的路断了，不是因为你不行，是因为命。但你还可以换一条路走。条条大路通罗马，不是只有读书一条路。”
    周景熙看著地上的那个“路”字，忽然觉得眼眶热了。他想起了一年前，他在这片松林里对李觉说：“你读你的书，我割我的松脂。等將来你当了作家，写一本书，把我写进去就行。”现在他没有当成作家，李觉也没有怪他。
    “李觉，”他说，“我没有替你读进大学。”
    “你替我读完了高中。”李觉说，“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咱们村有几个读完高中的？你是第一个。”
    周景熙苦笑了一下。“第一个落榜的？”
    “第一个读完高中的。”李觉认真地说，“不管是考上还是没考上，你都是咱们村的骄傲。你读过的那些书，你写过的那些文章，你背过的那些单词，都在你脑子里，谁也拿不走。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会用上的。”
    周景熙看著李觉，忽然觉得这个只读了一个学期初中的少年，比很多读了多年书的人都要通透。他说得对——读过的书，写过的文章，背过的单词，都在脑子里，谁也拿不走。这些东西，总有一天会用上的。
    “李觉，”他说，“谢谢你。”
    “谢什么？”李觉又爬上树，继续割他的松脂。“你去吧，去广州，去挣钱。我在家里等你回来。”
    周景熙转过身，走出了松林。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漏下来，洒在他身上，斑斑驳驳的，像一件金色的鎧甲。他加快了脚步，往家里走。他要收拾东西，准备去广州。
    回到家，刘桂兰正在给他缝补衣服。一件旧衬衫，领口磨破了，她用一块碎布补上，针脚密密麻麻的，像一排蚂蚁。
    “妈，別补了。”周景熙说，“到了广州，我自己买。”
    刘桂兰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低下头继续缝。她缝得很慢，每一针都扎得很深，好像要把所有的牵掛和不舍都缝进那件衣服里。
    周德厚从里屋出来，手里拿著一个布包。他把布包递到周景熙面前，说：“拿著。”
    周景熙打开布包，里面是五十块钱。全是零钱，一块的、两块的、五块的，皱巴巴的，有些还沾著泥土。
    “爸，这——”
    “拿著。”周德厚的声音不容置疑。“到了外面，別亏待自己。该吃的吃，该喝的喝。挣了钱也別乱花，攒著，將来有用。”
    周景熙攥著那五十块钱，手在发抖。他知道这五十块钱是怎么来的——是父亲卖鸡蛋攒的，是母亲从牙缝里省出来的，是他们在煤油灯下一分一分地数出来的。
    “爸，我会还你的。”
    “还什么还？”周德厚转过身，声音有些不对劲，“你是我儿子，我给你的，不用还。”
    那天晚上，刘桂兰做了一桌子菜——炒了个鸡蛋，燉了一只鸡，蒸了一条鱼，还炒了几个素菜。这在周家是过年才有的待遇。一家人围坐在桌前，谁也不说话，只听见筷子碰碗沿的声音。
    周景阳已经十三岁了，懂事了，知道哥哥要走了，眼眶红红的，但忍著没哭。他夹了一块鸡肉放到周景熙碗里，说：“哥，你吃。”
    周景熙摸了摸弟弟的头，说：“你在家好好读书，听爸妈的话。哥出去挣钱，供你读书。”
    周景阳点了点头，眼泪终於掉了下来。
    那天晚上，周景熙一夜没睡。他躺在床上，睁著眼睛看著天花板，听著窗外的虫鸣声和远处稻田里的蛙声。这些声音他听了十八年，从明天起就听不到了。他要走了，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开始一段未知的人生。
    他不知道广州是什么样的，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他只知道一件事——他不能回头了。他没有復读的机会，没有再来一次的可能。他只能往前走，不管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都要走下去。
    天快亮的时候，他爬起来，把那个本子塞进背包里。本子只剩下最后几页了，他在上面写下了最后一段话：
    “1988年7月，我要走了。去广州，去打工，去挣钱。我不知道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但我不怕。我读过的那些书，写过的那些文章，背过的那些单词，都在我脑子里。这些东西，谁也拿不走。李觉说得对，总有一天会用上的。爸，妈，景阳，我走了。你们保重。”
    写完之后，他把本子合上，塞进背包的最底层。然后他背起背包，走出了家门。
    天还没有亮，东边的天际有一抹淡淡的鱼肚白。村子还在沉睡，只有几声鸡叫从远处传来，悠长而嘹亮。他走过蒋家园子，柚子树上的果子已经长大了，沉甸甸的，把树枝都压弯了。他走过村口的大樟树，大樟树的叶子在晨风中沙沙地响，像是在说再见。
    他站在大樟树下，回头看了一眼村子。十几座泥墙瓦屋散落在山坳里，在晨曦中显得格外安静。炊烟还没有升起来，鸡还没有出笼，狗还没有醒来。一切都还在沉睡，只有他醒著，站在村口，准备离开。
    他没有再回头。他转过身，走上了通往镇上的碎石路。晨风从山坳里吹过来，带著稻田里的水汽和泥土的芬芳。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这股气息吸进肺里，然后慢慢地吐出来。
    他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周景熙，你走吧。走出去，走到外面的世界去。不管走多远，都不要忘了，你是石桥村的人，你是周德厚的儿子，你是刘桂兰的儿子。你要爭气，要活出个人样来。
    太阳从东边的山后面升起来了，金色的阳光洒在碎石路上，洒在他身上，洒在他背上的背包上。他加快了脚步，走得很快，很稳，像是在追赶什么。
    他不知道自己在追什么。也许是命运，也许是机会，也许只是一个渺茫的希望。但他知道，他不能停，不能慢，不能回头。他只能往前走，一直走，走到天亮，走到海角天涯，走到命运愿意给他一个答案的地方。
    1988年的夏天，周景熙十八岁。他背著一个破旧的背包，揣著五十块钱，站在石桥村的村口，告別了他的少年时光。
    前方是广州，是深圳，是珠海，是无数个他叫不出名字的城市。前方是工地、是工厂、是出租屋、是流水线。前方是汗水和泪水，是希望和绝望，是无数个失眠的夜晚和无数的黎明。
    前方是命运。
    他走了。没有回头。